文化自信植根於歷史自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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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氣（日）習俗等附麗於天文曆法學基礎之上，這正是華夏諸神和宗教的起源；先秦的“道”、陰陽五行學說等哲學觀念和“大一統”的政治理論，也正是建基於對“天道”的觀察、反思和抽象。

何新這個解釋體系，至少解決了三大問題：一是使華夏遠古諸神得以名正言順、各歸其位，為結合考古實證重構脈絡清晰、邏輯縝密、井然有序的華夏上古歷史體系掃清了障礙。二是破除了疑古論者常說的中國古代只有巫術而無宗教的無知之妄論。他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本土宗教信仰。中國上古崇奉一種以天地自然神和祖先人文神為主要神靈的敬祖奉天的神道之教。上古神道教不是什麼原始“巫術”或“魔法”，而是具有系統化宗教神話和完整祭祀禮儀的發達、嚴密、成熟的宗教系統。周禮之主體制度，正是以神道教之宗教祭祀為核心的一套典章制度。這種神道教在漢唐即已傳播到東亞，特別完整地儲存在韓國和日本。孔子的儒教或曰禮教，也正是透過對上古神道教的人文化改革演變而來的。戰國秦漢之際，佛教自西域傳入中國，漢、晉、唐、宋以後，中國的本土宗教以儒教為主，佛教與神道教及儒教等相容並行。三是為今人讀懂先秦經典提供了源遠流長的歷史背景資源，從而也對我國何以早於西方1800多年就建立起“非常近代化的政府體制”找到了文化根源。《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徐彥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漢書·王吉傳》：“《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大一統”之“大”，重視、尊重也；“一統”，指天下皆統繫於天子。皇帝之所以叫“天子”，“大一統”之所以被歸結為基於天文曆法的“王正月”，正是華夏上古以來以天文曆法學為“科學基礎”的傳統文化的強大慣性使然（“道”或“天意”的唯一性在人間的實現）。秦漢確立的集權體制，並不是像西周那樣對皇親國戚、軍功勳貴及其不斷繁衍的家族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對王朝自身統治的穩定性和皇帝個人安全的保障性也並非最優選擇（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對此多有論證），但對中華文明的持續發展和黎民百姓的安居樂業，則有著“存乎神者之不測”或“理性的狡計”之妙。西方直到霍布斯（1588－1679）的《巨靈論》，才初步明白了這個道理。他說：“國家即偉大的利維坦——是一個人工模造的人；其中，主權（君主）是它的靈魂，官員是它的關節，獎懲是它的神經，財富是它的實利，安全是它的事業，顧問是它的記憶，公平法律是它的理智，和平是它的健康，動亂是它的疾病，而內戰則是它的死亡。”（略引）

何新指出：“我認為中國上古曾存在崇拜太陽神的系統天文宗教，而伏羲（曦神）、黃帝（光煌之神）、炎帝（雷電炎火之神）、祝融，原都是上古太陽神及火神、雷電神的名號，後來成為半人半神的古帝名號。所有這些論斷，對歷史及現實，以及理解華夏文明在東亞文明之位置均至關重要！”此言的確不虛。文化自信植根於歷史自信——何新對中華民族的獨特歷史和道路的把握不僅是深刻而系統的，而且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國學經典新解

第三編“國學經典新解”，基本體現了何新對先秦經典的獨特解讀和主要評價。遺憾的是未能編入讓當代中國人真正得以讀懂讀通先秦經典的何氏“譯文”。編者在這裡大膽地預言一句：經過精編精校之後的何譯（文白對照）《國學經典》，終有一天會成為國人閱讀先秦經典的主流讀本，就像《培根論人生》的中譯本雖然已有上10種，但其他譯本都只能銷售幾千或上萬冊，而何譯本卻能發行100多萬冊一樣；事實上，近年已有學者以何著《國學經典新考》為訓詁依據和譯文標準，來開展自己的國學研究；中國民主與法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