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植根於歷史自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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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08年出版、次年再版的15卷本《何新國學經典新考系列》，因為出版方曾“延請專家及好編輯、好校對，對全書細加審定”，所以目前連“孔夫子舊書網”也一書難求。

需要說明的，一是每種經典只收入了何新系列論著中的一篇解讀文章（比如，編《<

老子>是中國第一部純哲學著作》時，原本很想將最能體現何新“泛演化邏輯”視野的《論老子的“有”與“無”》作為附錄編入，但此範例一開，本書的篇幅就沒法控制了）；二是《何新品<

詩經>中的史詩》《<

楚帛書>新考》《宇宙之問<

天問>新考》《<

心經>新考》等何著中的相關解讀文章由於篇幅原因未便收入；三是何新對經典的解讀更多體現在逐句逐篇的註釋和題解之中，“導讀”未能對此作出概括性介紹。所以本編難免有“窺一斑而未見全豹”之憾。

華夏史上的聖與雄

第四編“華夏史上的聖與雄”，選取何新相關論著中的9篇，讓我們能夠領略這些奠定了中華文明自東周秦漢以來歷史走向的聖哲（孔子、老子、子夏、墨子、孫武子、屈原、董仲舒）雄霸（秦昭王、漢武帝），面對他們當時的歷史環境和趨勢，究竟“做對了什麼”必須做的事情，使他們得以成為中華民族乃至整個人類史上永遠不會墮落的神聖巨星。

何新認為，正因為歷史程序中存在理性的邏輯，是有規律可循的，是否知道當時歷史中必須做的事情，是否具有這種判斷力，就是一個政治家（也包括思想家）偉大與昏庸的區別。在廣義上，皇帝或國王不過都是歷史的奴隸。因為他們不得不做歷史要他們做的事情——不做就會垮臺；他們也不能做歷史不要他們做的事情——做了也會垮臺。漢武帝晚年曾對衛青說：“漢家諸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事。”這說明漢武帝對“當時歷史中必須做的事情”是有深刻領悟和使命擔當的。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評論秦始皇建立大一統中華帝國的歷史功績時感嘆道：“嗚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這就意味著，當權者哪怕“做對了”“歷史要他們做的事情”，也並非都是出於道德目的。所以，黑格爾曾嘲笑18—19世紀的德國曆史學是一種幼稚的道德史學。何新指出，中國曆朝歷代直到今天出版的那種種歷史書，也無非是在沿襲著孔子所開創的主觀道德史學套路。所以需要探索歷史的終極性意義和目的，需要認知社會演進的歷史規律，需要在這種框架下重新解讀和建構歷史。何新選取中國歷史上的這9位“聖與雄”來樹碑立傳，也正是基於這種歷史哲學理念。

希臘印度偽史考

第五編“希臘印度偽史考”，是作為“立此存照”的啟示錄，使我們知道西方積500年之功所打造的龐大話語體系，是何等的漏洞百出、是何等的假冒偽劣。這組文論，與其說是考據、考證之作，不如說是提供的視角與方法，使國人不再陷入“言必稱希臘”的迷魂陣裡“找不到北”。當然，它對前幾編以中華民族為本位的歷史言說體系本身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是對黑格爾所說的“歷史只有中國才有”的確證。

清流文人常說“金錢如糞土”，但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龐大話語體系，正是從“威尼斯商人”——美第奇等家族銀行所資助的“糞土”中生長出來的罌粟之花，雖然無比的美麗誘人，但確是西方“上帝”實現其“狡計”的有效意識形態工具。國人往往並不真的相信意識形態有多麼強大而神奇的力量。但你只要去印度實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雖然有西方的數百年殖民統治和印度獨立建國後70年的“選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