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植根於歷史自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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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也給中國的整個學術界提出了重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巨大課題。

與此同時，西方話語蜂湧而入，迅速填補了斯大林主義和中國革命意識形態退潮以後的話語空間。此時的何新，也駕輕就熟於自己紮實的西學基礎，在《讀書》雜誌最早發表文章推薦顧準的《希臘城邦制度》，當時多數學界精英還不知道顧準是誰；1983年發表《中西學術差異：一個比較文化史研究的嘗試》；還接連發表了揭露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不相適應的種種弊端的系列學術演講（後結集為《中國文化史新論》出版）。作為1980年代“文化熱”的肇始者之一，何新當時與其他學術精英“言必稱西臘”的套路基本上並無太大區別，無非是與西方歷史比較，中國傳統上這也沒有、那也不足的套路。所以何新並非先知先覺者。但不同的是，他索繞心頭的中國歷史的特點、特色始終揮之不去，對東方復興、中華復興的趨勢、機會、路徑的探索始終沒有放棄。他後來回顧道：“在那前後黎澍先生的一句責罵：你通讀過24史嗎？你讀懂了13經嗎？對我乃如醍醐灌頂。離開黎澍以後，我即試圖以新的學術眼光，包括學習西方人類學、語言分析方法，深入讀史、讀經，重新解讀中國傳統文化。《諸神的起源》等著作就是這一研究過程的結果。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逐漸發現和重新認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重新理解和評估中國文化的價值體系。同時我從中國文化的特殊性這一意義重新解讀近代中國革命，我日益相信中華民族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承擔著偉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並且決心致力於這個民族的文化復興。”從此，他一頭扎進華夏上古經典的故紙堆之中，歷經20多年沒有停歇下來。在這個人類真正的歷史源頭裡，他找到了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找到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找到了中華民族的獨特命運和對人類承擔的特殊使命。

不過，何新雖然寫了近30部歷史專著，但大部分都是對華夏上古史的考據和重構、對先秦經典的重新解讀，而沒有一部類似黑格爾《歷史哲學》和在俄羅斯思想家那裡常見的《俄羅斯的命運》之類的專著，甚至也沒有寫過系統體現自己獨特視角的《中國通史》或《華夏上古史通論》之類的著作。但他的史學體系是名副其實的大歷史，其中包含了重塑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所有要素。

本書正是以此為線索，著眼於編選何新史學論著中最具有思想性、概括性、結論性、方法性而又篇幅不太長的篇章，加上每篇之首的“導讀”，用五個部分大致構建了類似於《何新史學概論》的一個框架體系。

歷史哲學的新視野

第一編“歷史哲學的新視野”，是從人類歷史長程著眼，反思中華民族“為什麼能？”究竟“有多能？”歷史文化虛無主義“為什麼是錯的？”由於是“掛一漏萬”的選編，這些問題回答得或許不繫統，但其中對中國歷史獨特演進規律和文化自信的言說，必定會予讀者以深刻印象。

蒙田說過：“有兩種不同型別的無知，粗淺的無知存在於知識之前，博學的無知存在於知識之後。”直到啟蒙運動時代，富於批判精神的西方思想家還大多對中華文明推崇備至。被譽為十七世紀的亞里士多德的萊布尼茨（1646—1716年）針對那些非議中國哲學的言論告誡歐洲學界：“我們這些後來者，剛剛脫離野蠻狀態就想譴責一種古老的學說，……這真是狂妄之極！”法國影響力最大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1694—1778）說：“西方的一切都是東方給與的”“中國是全世界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當中國已經成為繁榮而且制度完善的國家時，歐洲還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所以黑格爾也不得不承認世界“歷史真正的源頭在中國；……歷史只有在中國才有”，因為歐洲蠻族確實是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