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植根於歷史自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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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我趕，走火入魔。”但對黑格爾來說，既然“絕對理性”懵懵懂懂地執行了億萬年，終於才在他的哲學裡顯露出了本相，他就成為了與“絕對理性”合二為一的“上帝”，至於他的後人會不會整體性地“遭到禍殃”，他還來不及管那麼多；既然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他的後人能不能認識必然、哪天認識和遵從必然（順天而行），他也確實管不了。

與中國先秦哲人還有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雖然黑格爾在他的自傳中也承認，他所創造的正反合辯證邏輯定律正是得自《易經》的啟發；但他建立了世界哲學史上最為龐大的包羅永珍的客觀唯心論體系，以其鴻篇鉅製極大地豐富了辯證法。馬克思批判地繼承黑格爾的辯證法，而成就了自己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相信總有一天，人類必將因無產階級的解放而徹底解放，完成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完成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全人類從此將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而這種“善的目的論”，也恰好與中國文化傳統對“道”或“天意”的體悟是相契合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以紮根的深層原因。

何新（學術）何新？

何新的學術研究，是他在“知青時代”靠系統閱讀馬克思、黑格爾、康德的名著起步的。但也是在這個時候，他意識到每個人都是有自己的命運和使命的；同時又透過閱讀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等著作，意識到中華民族也是有自己的命運和使命的；致力於中華文明的復興，就是他認定的這兩個使命的結合點。不過，如果僅憑這些在當年“解放全人類”的意識形態夢幻話語氛圍下並不難產生的青春抱負，並不能註定何新後來能在學術上有多大作為。而幸運的是，在研究黑格爾、馬克思的辯證法的過程中，他形成了自己的“泛演化邏輯”體系。遙想當年（1978年）剛入讀大學3個月的何新，被誤以為是“老學究”而受邀列席全國第一屆邏輯理論研討會，就不能不承認，共和國第一代人的知青歲月，雖然給1980年代初的中國文壇帶來了“傷痕文學”和此後徹底否定新中國前30年乃至中華文明5000年的種種“情結”，但也給何新饋贈了受用一生的學術研究的邏輯工具。他平生在學術思想界卓爾不群、獨樹一幟，也是這種迥異於他人的邏輯視角使然。1988年，他曾對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誇下海口：“我認為自己已掌握了一套方法，如果老天爺給我時間和機會，我有志重新整理一代學術”，其底氣也在這裡。他的“新理性主義歷史哲學觀”，正是這種邏輯思想的應用和延展。歷史學是哲學及各種人文學術的基礎。古人說“六經皆史”，而何新的所有著作其實也都有著歷史學的視野、底蘊和風格，都遵循著建立各種歷史和當代社會現象的邏輯演化或邏輯聯絡的內在理路。概而言之，何新（學術）何新？就新在這裡。

當他騎上自己的“泛演化邏輯”之馬闖入中國學術界以後，惹下的第一個“彌天大禍”，就是在1981年發表的《馬克思的歷史理論與社會發展的五階段公式》（認為馬克思的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命題的實質，就是關於東方社會制度的特殊性，特別是中國歷史以及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問題。抽象於歐洲歷史的社會發展規律不適用於中國歷史，例如中國古代沒有經歷過希臘羅馬那種普遍使用奴隸作為生產工具的社會制度。斯大林提出的社會發展五大階段公式不適用於中國，應當予以推翻），從根本上動搖了斯大林主義在中國史學領域的統治地位，實際上也是瓦解了中國當代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根基——既然“五階段公式”（規律）不成立，那麼我們並不一定是處在更高的社會進化階段，那我們的歷史方位何在？既然中國先秦史上並無典型的奴隸制、秦漢以後也無典型的封建制，那麼中國的歷史演進規律相對於歐洲，究竟是一個什麼特點或特色呢？這不僅給何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