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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不是說人口毫無用處。

超大規模的人口對古代中國的影響,首先是積極的。過去生產技術落後,農業生產等行業需要雄厚的人力資源,人多力量大,人多好乾活,創造的物質財富也非常雄厚。

國家擁有足夠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可以有效地壓制地方的反抗勢力,避免國家分裂。

對外,則可以有力地抵禦外敵,還沒有哪個對手可以輕易地打敗,或者吞併如此超大規模的國家。

所以,中國大一統朝代的週期在百年以上的很多,明朝、清朝都在二百年以上。

但是人太多真的影響政權的存續。

長期以來,中國是一個以農為本的封建國家。

受生產條件的制約,生產力、農業和人口之間存在著一般規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口出現階梯狀迴圈增長。

明末徐光啟在《農政全書》強調:“夫謂古民多,後世之民少,必不然也。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則不得減。”

他提出的人口規律,比歐洲的馬爾薩斯《人口學原理》早了近二百年。

在古代,中國的人口增長有著“兩高一低”的現象,即保持著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的狀態。以小農經濟為主的農業生產需要投入大量的勞力,而擴大再生產同樣耗費更多的勞動力。因此,高出生率意味著高產出。不過,效率低下的生產力不但抵消了高出生率帶來的人口紅利,而且伴隨著高死亡率,對人口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在清中葉之前,中國的人口規模在6000萬的框架內徘徊。

為什麼呢?

主要就是農業社會。

農業生產方式決定土地的收穫回報,農業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是農業發展的必由之路。集約型農業的顯著特徵是糧食高產。《管子》記載:“常山之東,河汝之間,……中年畝二石。”

這一產量摺合成現在的重量約為87公斤。

秦漢時期的集約化農業已經相當普及,單位畝產的提高,促使西漢人口一度接近6000萬。

三國魏晉時期,社會動盪,烽煙四起,農業生產重回粗放經營,人口規模隨之下降。“永嘉南渡”之後,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由北方轉向南方,集約型農業的迴歸,促進了隋唐經濟的發展。唐天寶十三年,人口規模膨脹至9619萬人。

所以安史之亂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因為很多人在內地活不下去,只好投靠安祿山。

比如清河崔氏都有人投靠安祿山。

宋朝南北方糧食平均畝產為100公斤,兩浙地區超過150公斤,太湖流域甚至達到300-350公斤的高產,由此奠定了兩宋繁榮富庶的基礎,北宋宣和六年,全國人口首次突破1.2億。進入明清,糧食平均畝產有125公斤,北方糧食單產比兩漢時期增長了62%。萬曆三十年全國人口增長到5636萬人,這一規模一直保持到清朝中葉。

李佑根本不會關心什麼其他的東西,關心的僅僅是怎麼維持自己政權的問題。

所以在知道人口問題之後,李佑便開始著手處理人口的問題。

首先第一點就是提高結婚年齡。

貞觀年間,男20,女15算是官方指導的年齡。

然而有許多人在這之前都結婚了。

李佑大筆一揮,直接改成男20,女17。

雖然這裡面有些人不願意這樣的。

但是既然被李佑統治,那就得聽從政府的安排,否則就是犯法的。

這一點,讓很多人覺得不爽。但是沒辦法,畢竟人家是皇帝。你不爽也得認命。

接著李佑又推出了罰款制度,凡是生第四胎的一律罰款,一旦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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