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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681年),經中書侍郎薛元超推薦,楊炯為崇文館學士。永淳元年(682年),楊炯被擢為太子(李顯)詹事司直,充弘文館學士,掌太子東宮庶務。
為東宮太子服務期間,楊炯曾經呈獻過一篇很有影響的《公卿以下冕服議》,也有過諸如《從軍行》《戰城南》《紫騮馬》等慷慨激昂、風骨遒勁的詩歌作品,聲名響於當世。
楊炯從秘書省裡過了六七年鬱沉歲月後,終於從九品末僚一躍而成為太子詹事司直,而且還充任聲望甚隆的崇文館學士,開始了仕途上的一大騰躍,據《新唐書·百官志》載:東宮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糾劾官僚及率府之兵。”詹事司直是太子的貼心官員,掌管東宮內務,職務頗為重要。
面對這樣一次仕途飛躍,楊炯的內心是興奮的。期間創作了《庭菊賦》等文以表達自己喜悅的心情。
《庭菊賦》有言:“和其光,同其塵,應春光而早植。及夫秋星下照,金氣上騰,風蕭蕭兮瑟瑟,霜刺刺兮稜稜。當此時也。弱其志,強其骨,獨歲寒而晚登。”
“伊纖莖之菲薄,荷君子之恩遇。不羨池水之芙蓉,願比瑤山之桂樹。歲如何其歲已秋,叢菊芳兮庭之幽,君子至止,悵容與而淹留。歲如何其歲將逝,叢菊芳兮庭之際,君子至止,聊從容以卒歲。”
《庭菊賦》借高潔芬香之秋菊來頌揚中書令薛元超。
楊炯之於薛元超,可謂終生懷知遇之恩,此種感戴之情,便是其創作這篇賦的動力及感情流淌的源泉。楊炯竭力讚揚秋菊之內在品性,藉以頌揚薛元超高尚的道德人品。
此賦雖然通篇均為讚美之辭,內容託物狀人,藻飾可謂典雅華麗,且是應命之作,未突破官場應酬常套。
(四)
唐高宗調露、永隆年間(679—681),吐蕃、突厥曾多次侵擾甘肅一帶,唐禮部尚書裴行儉奉命出師征討。
楊炯有感而發,作《從軍行》,記載了這個歷史。詩中表達了他因未能踏上疆場而心生的遺憾,還有渴慕功業的雄心壯志。筆力雄勁,感情豪放率直,可謂楊炯詩作中的上乘佳作。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
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
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這首詩,借用樂府舊題“從軍行”,描寫一個讀書士子從軍邊塞、參加戰鬥的全過程。整首詩僅僅四十個字,既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動,又渲染了環境氣氛,寫出了書生投筆從戎,出塞參戰的全過程。能把如此豐富的內容,濃縮在有限的篇幅裡,可見楊炯的藝術功力。
首先,楊炯抓住整個過程中最有代表性的片斷,作了形象概括的描寫,至於書生是怎樣投筆從戎的,怎樣告別父老妻室的,一路上行軍的情況怎樣,一概略去不寫。
然後,楊炯採取跳躍式的結構,從一個典型場景跳到另一個典型場景,跳躍式地發展前進。第三句剛寫了辭京,第四句就已經包圍了敵人,接著又展示了激烈戰鬥的場面。這種跳躍十分自然,每一個跨度之間又給人留下了豐富的想象餘地,使詩歌具有明快的節奏,如山崖上飛流驚湍,給人一種一氣直下、一往無前的氣勢,有力地突現出書生強烈的愛國激情和唐軍將士氣壯山河的精神面貌。
初唐上官體所代表的宮廷詩風在唐高宗顯慶年間(656-661)、龍朔年間(661-663)達到鼎盛。上官體之風氣過分關注聲律對偶,講所謂“六對”、“八對”,忽視了詩歌本質。
楊炯性氣豪縱,懷才不遇而輕視權貴。他與上官儀為首的宮體詩派有著分明的界線,歌詠的是自我遭際與心聲,抒發的是自己真情的自我流露,與之歌詠大唐氣象大異其趣,形成鮮明對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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