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諫楚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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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又將甚乎此。”以便使楚襄王看清問題的嚴重性，然後引了“亡羊而固牢，未為遲”等語，又使他看到只要猛醒，也還來得及補救。“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是全文主旨所在，卻在說明尚有機會改正錯誤之處點出，行文既有嚴密的邏輯推理，又搖曳多姿。然後下面以形式上並列而內容上遞進的五段，說明作為一國之主，不能親近小人、沉溺於聲色，不理國事，對其他國家的覬覦完全不知。

作者由青蛉到黃雀，再到鴻鵠，再到蔡聖侯，再到楚襄王，由小到大，由近到遠一步步比喻言之，使楚襄王認識到：在世間萬物之中，無不存在互相較量，從昆蟲至一國之君，生存中都時時存在危險。可以說，這是用歸納證明一條定理：勤於國政，以富民強國為務者興，怠於國政，以欲財與享樂為務者亡。其證明之方法與赫胥黎之證明自然界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辦法有點相似，但作者是以勤政親民為宗旨。在整個階級社會中，莊辛所得出的結論是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很具有啟發性與教育意義。這五段文字整飭，多排比，而很有文采，形容事物能抓住特徵，形象而生動。

前人對本文也極為稱讚，明代田藝蘅說：“其說從小而至大，從物而至人，從外而及內，緩而不驟，婉而不觸。”胡時化說：“漸說到襄王身上，文極委曲。”（明張文爟《戰國策譚棷》卷五引）清餘誠說：“起首數行以‘未晚’‘未遲’勸慰頃襄，已括一篇大旨。下乃寬寬借客相形，從小說到大，從物說到人，從人說到王，最有步驟，而無力人情又最透快，聞著那得不猛省！”（《古文釋義》）近人劉鹹炘說：“縱橫之辭，具《戰國策》。其鋪張之勢，引喻類物，即賦家之源。若莊辛之引喻，窮極情志。辛本楚人，蓋屈宋之徒也。”（《文學述林》）這些都可說是領略到了本篇體制上的特徵與其中的意趣。

我們將本文看作賦，因為它有如下特徵：一、由問對引起全文，此即劉勰所說“述客主以首引”；二、主體部分由內容上同類的段落組成，其事理意義則逐層遞進；三、語言駢散結合，介於賦與散文之間。將上述幾點與宋玉的《對楚王問》《風賦》，枚乘的《七發》等比對而看，不難看出其中的源流關係，顯然，它給這些作品以巨大的啟示，我們可以將其看作七體賦之濫觴。明代陸深以為此文乃“策賦之流”，實乃灼見。《七發》是漢代散體賦的開端，因此，《諫楚襄王》與後來的漢賦也是有著血緣關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