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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也。”
其詼諧頗富有民間文學天真、淺顯與滑稽的風格。之後,太子晉也向師曠提了五個問題,但其隨機的設問,卻使得師曠拙於應對,幾乎辭窮,太子晉也由被動而主動,表現出了從容不迫、遊刃有餘的儒雅風度。不過,作品的末尾,年輕的小王子問起了自己的年壽,卻被告知“不壽”,他對此也已自知:“吾後三年上賓於帝所。”末尾“未及三年,告死者至”的結果令全文在令人悵然若失的哀婉氣氛中結束,也瀰漫著神異的色彩(參伏俊璉《俗賦研究》)。全篇充滿了智慧、機趣與靈異,也富有小說的氣息。
文章主體以主客問答形式寫成,人物對話之外,描寫情節發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師曠曰”“太子應之曰”一類簡單的提示語。對話部分韻散間出,以四言歆語為主,並多排偶句式,辯詞語言通俗,且押韻自然,這些都說明了它的口誦性質。尤其應當指出的是,對話並不推動故事情節的進展,而為的是表現人物的才智。問的一方儘量想難倒對方,而答方卻應變自如,並且巧妙地讓問對雙方位置互換,開始新一輪的問難。所以,本篇就體制而言,顯然受到民間論辯伎藝的啟示,把它當作論辯類講誦文學是名符其實的。而《太子晉》被周史載入史籍,證明它可能流傳於貴族社會之中。有學者認為此篇是“文賦的同一型別”(程毅中《敦煌俗賦的淵源及其與變文的關係》);另有學者則更明確說“它其實是一篇竄入《逸周書》的戰國古賦”,是“戰國時的民間賦”(《逸周書的一篇戰國古賦》)。
這裡還要提到師曠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盲人,故篇中自稱“瞑臣”(《說苑·建本》篇自稱“盲臣”)。《莊子音義》引《史記》雲:“師曠,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可知他就是《國語·周語》所記載的“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蒙誦”中瞽、瞍、蒙之類,因而對歷史典故非常熟悉。這就關係到先秦時期瞍、蒙對於賦體文學的作用。所以又有學者說:“瞍蒙的諷誦活動對賦的形成,尤其是文賦與俗賦的形成,起了推動的作用”(趙逵夫《讀賦獻芹》)。這是值得重視的。
此外,本篇寫師曠與太子晉相互吟詩而且引詩,這種情況既符合“賦詩言志”的習慣,富有時代特徵,也類似於《穆天子傳》中周穆王與西王母作詩以抒情的情節,有著小說敘事的痕跡。文中所寫兩個人物,都有未卜先知的本領,而且都能出口成章,這顯然是誇張的(譚家健《先秦散文藝術新探》)。正因為如此,現代學者或將其看作古小說,如魯迅謂此篇“記述頗多誇飾,類於傳說”(《中國小說史略》);呂思勉則謂“頗類小說家言”(《經子解題》);胡念貽徑以此篇為小說(《逸周書中的三篇小說》)。這既表明了文學早期文體未分時多種文體的相互滲透及其共生狀態,也從另一方面顯示了這篇古賦所具有的文學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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