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典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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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徐幹，只說他們寫得好的辭賦“雖張、蔡不過也”；而於孔融，則稱他“及其所善，揚、班儔也”。我們知道，在古人的心目中，張衡和蔡邕，在文學史的地位上，一般是及不上揚雄和班固的。從曹丕的比擬裡，我們就很清楚他的尺度了。再從《後漢書·孔融傳》中“魏文帝深好融文辭”，“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等語，更可得一佐證。由此可見，曹丕說孔融“不能持論”，不過是指其於“末”之不能兼善，而比之王粲、徐幹之只擅詞賦，“然於他文，未能稱是”；比之陳琳、阮瑀之只有章表書記為雋；則孔融之兼善者還是較多的。這樣看來，怎能說曹丕對孔融獨有“微詞”呢！

再說徐幹。《典論·論文》末尾特別提了他一句，在《與吳質書》中，議論得尤多：“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此子為不朽矣。”由此則可以看出，曹丕對當時一般的“文人無行”頗感不滿（在這一點上他可沒有“審己度人”），而認為徐幹的人品卻是值得讚美的。對於他的立言有所成就尤為敬慕。我們知道，處於社會動亂，經學衰微的魏晉之際，要想立言以成一家之說的風氣是非常盛行的。曹丕於此一直心嚮往之，故於徐幹的《中論》，一提再提。也正是這種心情，促成了他自己的《典論》之作，而這與他從“文以氣為主”的藝術角度來評價徐幹的文章是不相干的。有些人把這兩相混淆起來，於是產生了以為曹丕對徐幹藝術評價最高的錯覺，而忘記了《典論·論文》早就說徐幹和王粲於詞賦外，他文皆“未能稱是”這一主要的論斷了。

從曹丕的論“體”裡，我們可以理解到，他所說的雅、理、實、麗等，都是體裁的特定要求；他所說的清、濁、和、壯、密和高妙等，都是指的體氣之性。其中，清和濁是先天素質所形成；和與壯，則既有先天又有後天的成分在。齊氣和不密、未遒等，則又後天重於先天，即可以透過努力逐步加以克服的。正因如此，壯而不密的劉楨要比和而不壯的應瑒為優；具有齊氣的徐幹亦得與體弱的王粲相匹。正是這種先天和後天，體氣和體裁的彼此交相影響，就形成了文人創作的各有偏至的特色。

《典論·論文》之論，由人及文，因為文是人的創作；由末及本，因為本唯由末以得見。由此再及於文之用。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有不少人說，曹丕論文章之用，也不過是從《左傳》“三不朽”中“立言不朽”的命題引申來的，其中並沒有多大新意，這大概算不了什麼“自覺”吧？誠然，在春秋以後，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也提到“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思垂空文以自見”，但都沒有像曹丕那樣把被揚雄說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的詞賦，也列入“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中，這難道不算是一種大膽的突破嗎？

近代章炳麟《國故論衡》中有一篇《論式》，謂魏、晉之文：“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采色）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從《典論·論文》的結構、層次和表現藝術來看，它既不晦澀難明，又不浮泛詞費，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而且又能說得很有分寸，說得美好，誠有如章氏之所言。

最後我們還要指出：知道“文非一體，鮮能備善”的道理後，是否“文人相輕”的習氣，就可完全改變過來了呢？那又未免把這問題看得太簡單了。在曹丕那個時代，也許可以這麼說，可是後來當知這裡面還有許多曲折和複雜的因素，諸如社會方面的派別問題、文藝思潮、人生觀、世界觀、藝術觀、個人愛好等等，都會有很大的關係。這是知人論世者不能不加以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