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典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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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載於裴松之注，《論文》見收於《文選》而能完好無缺。又據《藝文類聚》卷十六《贊述太子表》，知成書尚在為太子時。又觀《論文》中有“融等已逝”的話，可見成書已在漢獻帝建安末期。然而這時事實上曹丕的文學時代已經開始了。

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曾說曹丕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那麼，曹丕寫的《典論·論文》，可以說是文學自覺時代中文學批評的自覺表現了。

在這以前的文學批評，最早的只有片言隻語，如《論語》中孔子的論詩。稍後，或則裒輯成篇，如衛宏的《毛詩序》；或則限於一篇一書，如班固的《離騷序》、王逸的《楚辭章句》諸序等。而能較廣泛地對當時的作家做出比較評論的，不能不推曹丕這一篇為最早了。

這篇“自覺的”批評中涉及了許多問題，而這些問題又大都是“自覺”而得的，如文人相輕、貴遠賤近、審己度人、體裁不能兼善、七子評價、文章本末、文章功用以及怎樣來完成千載之功等問題。文章不長，但涉及的問題卻很廣泛。那麼，其中究竟哪個問題才是主要的呢？

對此，古往今來，論者往往各取所需，各有所得。其中最能一語破的的莫過於五臣中的呂向了，他說：“有此篇，論文章之體也。”

什麼才是文章之體呢？按照曹丕的看法，這“體”字似乎包含有本末兩層意思。他以為：“夫文字同而末異”。“本”即是指“體氣”。他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這是分而言之，為“主”即是為“本”。又說：“孔融體氣高妙”。這是合而言之。以氣和體氣論文，即創於曹丕，指的當是作家特有的風格表現。這種風格表現，於社會習尚、師承關係及作家的個人素質都有一定的關係。從他所說“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看來，則似以素質為其主要一面。

“末”即是指體裁。體裁之異即在：“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一·詩教上》曾說：“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這些不同的體裁，經過兩漢的繁榮與發展，經曹丕提供了大量觀摩比較的例項，使他對它們各自的規律有了較多的認識和體會，為他的“四科八體”說的提出創造了條件。就當時的時代水平來說，在體裁特徵的藝術把握上，曹丕的這篇文章，已可說是獨具隻眼的概括總結了。

曹丕看來，知道了“本”和“末”的異同，自然就能審己度人，可以克服自古以來“文人相輕”的惡習，也自然能對當代作家的長短作出恰當和公正的評論了。他所評論的與他同時的“建安七子”，總的來說，是“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的。這就是說，他們都同樣有學問，有創造才能。而且“鹹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但這是不是說他們之間只是各有短長，不能軒輊呢？表面上看來，好像的確是如此，可是如果我們稍稍用心推敲一番，就會覺得這裡面大有玩味之處了。

有部中國文學批評史說曹丕獨重徐幹之文，對孔融則說他“‘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不免有些微詞了”，似乎把孔融貶得最低。是不是如此呢？細按一番，恰好與此相反：在七子中，他對孔融的評價最高；其器重徐幹，卻有著另外的原因。

先說孔融。要知道曹丕是主張“文以氣為主”的。在論氣中，徐幹則“時有齊氣”；應瑒則“和而不壯”，劉楨則“壯而不密”；《與吳質書》中又說：“公幹時有逸氣，但未遒耳。”王粲呢？同書中曾“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論這些人的體氣，都有不足之處；而唯獨對於孔融，說他“體氣高妙”。試問還有哪個褒詞的分量能及得上“高妙”這個詞！何況曹丕在將七子中的一些人與古人相比時，於王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