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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之盛藻”,主要是詩歌一體,聲韻美對於詩歌尤為重要。節奏的快慢,韻位的疏密,字句的平仄,韻字的調類,以至聲母(子音)的清濁與韻母(母音)的開合,無不與所抒之情息息相關。沈約說:“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宋書·謝靈運傳論》)對於音韻美的作用盡管不無誇大,但也足見其在詩文創作中非同一般的重要性了。那麼,陸機為什麼又把警策、秀句作為作文利害的關鍵問題呢?陸機心目中的“警策”,是指處於重要位置上的片言隻語(“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後人解釋說:“凡文章必有一段或數語為一篇之精神所團聚處,或為一篇之精神所發源處。”(陳柱《講陸士衡文賦自記》)可見是指表現中心思想的句子,與後人心目中的警句並不是一回事。大體上相當於警句的句子,劉勰稱之為“秀”句;“秀”是傑出的意思,“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文心雕龍·隱秀》)。陸機將秀句比喻成開放的花朵(“苕發”)與豎起的禾穗(“穎豎”),有著與普通字句不同的獨特風神(“離眾絕致”)。警策與秀句,有時可能相統一,如“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既體現了全詩的中心思想,是警策,又是篇中最傑出的一聯,無疑是秀句。但像“裙拖六幅湘江水,鬢聳巫山一段雲”(李群玉《杜丞相悰筵中贈美人》),可稱之為秀句,卻說不上是警策。可知秀句的範圍要大於警策,凡警策都是秀句,而秀句卻不一定就是警策。警策的重要性在於:“雖眾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儘管文從字順,條理井然,但還有待於畫龍點睛的警策突出主題,使全篇綱領昭暢。秀句在篇,有如“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與平凡的字句相映成趣,使文章增色。重視警策與秀句,表現了作者的藝術辯證法的思想,他是注意到了主要與次要之間(警策與其他文字之間)、傑出與平庸之間(秀句與常音之間)的辯證統一的關係的。

從第十一段到第十五段,是論述“作文之利害所由”的另一個層次。上一層次論述作文利害的關鍵,主要是從正面建樹的角度提出構思遣詞的總原則以及聲律、獨創、熔裁、警策、秀句等問題;這一層次主要是批評寫作中常見的缺點,以音樂作比,逐層剝進,指出五種文病:“譬偏弦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篇幅太小,不足以成文;“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雖然篇幅較長,但段落間不夠諧調;“猶弦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雖然諧調了,但違背事理,缺乏真情,並不動人;“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雖然能夠以情動人了,但放縱感情,投合世俗的口味,說不上高雅;“雖一唱而三嘆,固既雅而不豔”,雖然已堪稱高雅,但過於清淡質樸,說不上繁富豔麗。其中兩見的“悲”字,並不侷限於悲哀的感情,而是擴充套件一步,泛指動人。這一用法,在前代屢見,如《韓非子·十過》篇記師曠論樂提到的“悲”,《淮南子·齊俗訓》指出絃樂器是“悲之具”,以及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中所說的“師曠調音,曲無不悲”,幾個“悲”字,都是動人的意思。在對五種文病的批評中,同時表露了作者對藝術美的理想追求:應、和、悲、雅、豔,即要豐富、諧調、動人、雅正、華豔。如果仔細尋繹作者的論述,不難發現他心目中的藝術美,並不僅僅關係到形式方面的因素,如文病一的篇幅,文病二的諧調,文病五的華豔,而且與思想是否純正、感情是否真實、情趣是否高尚有關,如文病三批評“遺理以存異”、“言寡情而鮮愛”,文病四批評“徒悅目而偶俗,故聲高而曲下”。這表現了陸機作為一個藝術家對於藝術的心領神會,也表現了他作為一個文藝理論家的高瞻遠矚。

《文賦》的最後四段,即從第十六段到第十九段,是前面兩大部分——論述創作過程的規律性與“作文之利害所由”的補充性的筆墨。如果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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