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文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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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有這些文人參與其事。至於其成書年代，研究者據不錄存者的慣例，認為在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後（所錄作者中陸倕最後逝世，時為普通七年）。《〈文選〉序》大約也寫於是年前後。

自漢末建安時期開始，我國文學的發展進入了“自覺時代”（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人們的文學觀念有很大進步。人們將文章的地位、作用看得很重要，對於文章的審美特性也有了較充分的認識，不再像漢代儒生那樣把文學視為經學的附庸，狹隘而過分地強調其政治教化作用了。齊梁時駢體詩文有很大發展，講究詞藻富麗，對偶工整，聲律和諧，人們對文章語言的形式美非常看重。這樣的文學觀念和趣味，在《〈文選〉序》中都有所反映。

《〈文選〉序》可分為三段。第一段論述“文”的起源和發展。認為遠古時代，物質生活貧乏，社會風氣淳樸，只須結繩而治便可應付簡單的人事，尚未有“文”。至伏羲氏時，才畫八卦，造文字，於是逐漸產生了文章典籍。這是借用了偽《孔安國古文尚書序》中的話，以說明“文”起源極古，並出於聖人之手。接著又引《易·賁卦》彖辭語，說治國者須觀天文以察時序之變化，觀人文以教化天下之人。這是為了強調“文”的重要。然後總結道：“文之時義遠矣哉！”這裡所謂“人文”、“文”，都是泛指文化、教育、禮樂制度等，當然也包括詩文寫作。《文選》是一部文章總集，固然選錄了詔冊章表等封建政治生活中必需的文體，但更選了許多抒情寫景、與政治無明顯聯絡的詩賦等作品；即使詔冊章表等，之所以編入，主要也不是為了進行教化，而是供欣賞和揣摩。那麼蕭統為何將諸體詩文與廣義的“人文”相聯絡，並推始於聖人，又與“天文”相牽合，強調其教化作用呢？因為這樣一來，詩文寫作的地位就被抬高了。此種說法早已有之，齊梁時代更屢見不鮮，《文心雕龍·原道》便是其中最為系統完整者。接下來論文章發展的總規律。蕭統以車輛和寒冰作比喻，說明一切事物，無論人類生活還是自然界的事物，都是按照“踵事增華”、“變本加厲”的規律發展變化的，那麼“文”自然也是如此。它“隨時變改”，不斷發展，由簡單質樸趨於繁複華麗。此種認識也非偶然，而是文學發展客觀事實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晉代文論已言及文學由質趨文的變化，東晉葛洪所論尤詳。他說：“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雕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抱朴子外篇·鈞世》）至南朝時，人們對於這一點認識得更為普遍，不管是論社會生活，還是論文學、書法等，都常常舉出古質今文的規律。《〈文選〉序》所述，與時代風氣是密切相關的。

第二段簡論諸種文體。或簡述其發展過程（如說賦始於荀況、宋玉，經賈誼、司馬相如而發展至今，已是內容廣泛而“不可勝載”；又如說詩始於《詩經》時代，至西漢形成五言詩等等），或說明其功用（如說頌用於歌功頌德，箴、戒用於規諫告誡，誄用於讚美死者，贊用於配合畫像），或指出其寫作特點（如說論要求分析道理精深微妙，銘則具有風格清潤的特點），也有許多僅僅列舉其名。所論內容，基本上是承襲魏晉以來文體研究的成果。所言及的文體，多達三十餘種。這樣細緻地區分文體，也是當時人的共同傾向，如《文心雕龍》所述文體即與之大體相同。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段的最後幾句話，將各體文章喻為各種音樂和色彩，說它們都是“入耳之娛”、“悅目之玩”。這表明在蕭統看來，諸種文體都具有審美價值和娛樂作用，詩賦等抒情體物之作固然是這樣，詔誥教令等實用性文體也是如此。這種看法也由來已久。如西漢司馬遷即稱讚漢武帝冊文“文辭爛然，甚可觀也”（《史記·三王世家》），建安時曹丕也說阮瑀“書記翩翩，致足樂也”（《與吳質書》），都反映了人們對於公家文書的一種欣賞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