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宋】蘇軾《超然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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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然臺賦》，《序》雲：“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以‘超然’命之，可乎？因為之賦。”

賞析：

超然臺在宋密州（治所在今山東諸城）北城上。作者在新舊黨爭中自請外調，於神宗熙寧四年（1071）通判杭州，至七年移知密州。又明年（1075），修葺超然臺。文章即寫於此時。雖屬景物記，然超然臺上說超然，又不啻是作者自寫胸襟之作。文章大旨乃是反映作者超然物外、無往而不樂的人生態度，但在某些句子的夾縫中，隱約能體味到蘊蓄在他內心深處的一絲苦悶，儘管它是被掩蓋在一片超然之樂的下面。

文章起筆崢嶸，以“凡物”兩字領起，陡然發揮了一通“凡物皆有可觀”因而“皆有可樂”的議論。作者認為，不必定是奇異瑰麗的東西才能使人快樂，即便是食酒糟、飲薄酒也可以醉，吃瓜果菜蔬也可以飽。由此，他推論出“吾安往而不樂”的觀點，表明了自己知足常樂、超然達觀的思想認識。雖無一字涉及到臺上，然而這段議論卻正是點出了臺名“超然”的題旨，起到了正面闡發超然則樂的道理的作用；並且“樂”字為全文定下了基調。

第二段便從“樂”字拓開，說明不超然則哀的道理。作者先從議論禍福與悲喜的關係入手，認為人們之所以要求福而避禍，是因為“福可喜而禍可悲”。然而卻又有求福反而禍至的情況，這顯然是違揹人之常情的。作者指出，“求禍而辭福”這種反常情況的出現，其客觀原因便是人的慾望無窮，而能滿足人慾望的物質又有限，於是有些人為了滿足其奢望，便總是在心裡、眼前權衡、抉擇，以至“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經常陷入煩惱之中。然後，作者又進一步指出，這種情況產生的主觀原因，則是“物有以蓋之矣”——外物矇蔽住了他們的視野，亦即他們不能超然於物外（“遊於物之外”），而被束縛在物質享受之中（“遊於物之內”）。物本無大小貴賤之分，但人一旦被束縛在其中，便眼界狹小，如在縫隙中觀戰，不能洞察勝負的關鍵在何處了，於是自然就“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

上文一正一反互相補充，從理論上闡述了超然則樂、不超然則哀的論點，為下文超然情事敘述的展開作了鋪墊，因此下面一段便順勢入事，轉入記敘他的生活遭遇及其曠達情懷了。首先以對比手法，敘寫作者離開了交通方便、居處華麗、山水優美的杭州，來到交通不便、居處簡陋、而又無山水遊樂的密州。繼之描寫密州的窮僻與自己的窘況。其窮僻則是天災頻仍，連年歉收，以至盜賊遍野，訴訟案件很多；其窘況則是，堂堂太守，竟至廚房空蕩無物，唯靠枸杞、菊花之類野菜填飽肚子。這裡自身窘況的描寫，當不是作者誇大其詞，他在《〈後杞菊賦〉序》中說：“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賦中又說：“吾方以杞為根，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正是此種生活的實錄。正由於杭、密之條件差異懸殊，因此人們都懷疑他定會悶悶不樂，殊不料，作者住了一年，卻因之而面容豐滿，連白髮也一天天返黑了。這又是反常之事了，此中必有秘訣。果有秘訣，且作者早已在開首言明瞭：超然則樂。樂則心寬體胖，表明了作者的確具有樂觀曠達的胸懷，所以才不以境況之苦而自擾，反而愛上了所在地的風土人情，並且做出了不少於民有益的善政，如他所謙言“吏民亦安予之拙”。凡此種種，作為封建官吏，正是多數人難能做到的，由此更可見出他精神的可貴、可嘉。作者的可愛之處還在於，熱愛生活，興趣廣泛，每到一地總是興致盎然地登山臨水，探奇訪勝。故此接著便描寫他在政事之暇，修葺舊臺，與朋友登臨觀覽盡興快樂的情事。不過，作為一個有血有肉、感情豐富的人，作者並不是無是無非、一味盲目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