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宋】王安石《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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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取。范仲淹為選取治世之才，曾提出改革辦法。然而“慶曆新政”在反對派的攻擊下，就像曇花一現那樣，迅即消逝。但這種科舉考試敗壞人才的弊病卻日益蔓延。隨著歲月的推移，王安石登上了政治舞臺。他有鑑於此，寫下了一系列文章進行論述，如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即《萬言書》）中提出陶冶天下人才以變更法度的主張，認為當時學校所教，“講說章句而已”。從事於這些“無補之學”，不能成人之才。因此他力圖改變“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文獻通考·選舉考》卷四）的現狀。這些論政議事的文章，既為後來推行新法制造輿論，又表現出他強調作文“務為有補於世”（《上人書》）的社會現實功能。

從這篇《取材》的內容來看，它的現實意義不僅在於闡明取人之道，而且與改革科舉和學校制度都有密切的聯絡。首先指出選拔賢能，必須名實相稱。王安石深知使用人才的重要，在《材論》中曾有相當精闢的論述：“夫材之用，國之棟樑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本文的立意則著重於對人才的審慎選拔，“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核其名實”，然後才能任用得當，達到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的境地。這樣的立論是有他自己獨特的感受，也就是說，他所希求的賢才是直接為變更法度效勞的。

其次是論述人才取捨，立足於治國濟世。王安石以政治改革家的眼光審視人才問題，其耳目心力，一直滲透到造就人才的學校和科舉考試方面。當時的現狀，正如他在《萬言書》中所指出：“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在這篇文章裡，作者因事析理，反覆剖白，從現實存在的問題，談到科舉制度的改革，而在佈局結構上，精心安排，有條不紊。自第二段起，分三層下筆論說。第一層是從正面闡發，作為文吏應具備必要的才能，掌握施政的要領；作為儒生，除訓習句讀外，必須熟習典禮、制度等。這樣施之職事，才能為國家所用。

第二層指出當今考試的弊端，策問進士，“但以章句聲病”；策問經學，“徒以記問為能，不責大義”。這樣取士會使那些愚頑不敏者得以進取，而才能出眾者視為多餘，其嚴重後果，必然導致世俗“相為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這裡充分表露了作者對當時浮豔空洞文風的輕蔑與不滿。

第三層是面對現狀闡明自己的見解，如他認為策問進士要了解他們對於治國大計、政教得失以及安邊之策等方面所掌握的實際知識，而“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問經學也“不獨以記問傳寫為能”。這樣決定升黜取捨，才能選取真正有用於國家的人才；實際上是為推行改革選拔一批新的人才。“漢家故事真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詳定試卷》二首）。後來王安石在熙寧四年（1071）所擬《乞改科條制札子》中明確地提出：“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表達了作者迫切期望造就改革人才的心情。

王安石的議論文往往喜愛援古據經，而斷以己意。這篇文章就是透過據經用典、古今比照的手法，既指出當今科舉取士所存在的問題，又闡明選取治國安邦人才的重要，顯示出議論與現實密切相聯絡的特點。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五謂其“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古今，不可窮詰”。但從本文的中心議論來看，作者並不拘泥於儒家經典，而是有著託古改制的味道，體現了他的議論文所獨有的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