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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然後選義按部”到“故無取乎冗長”,作者展示了文學創作的具體過程,辨析了不同體裁文學的風格特徵。創作佳作首先必須佈局謀篇,選詞精當。“選義按部,考辭就班”,要繪聲繪色,任何細節都不能忽略,“抱景者鹹叩,懷響者畢彈”。陸機的詩賦素有才多繁縟之名,《世說新語》劉孝標註引《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患太多也。’”他的創作傾向和創作理論是一致的。文章的佈局不拘一格,或者“因枝以振葉”,根據要領而佈置細節;或者“沿波而討源”,分析事實而指出根源;或者“本隱以之顯”,鉤剔挖掘不為人知的奧義;或者“求易而得難”,將看似輕易的事物重新加以精微的闡釋。主旨一旦確立,其餘自然綱舉目張,就像百獸馴於猛虎、群鳥跟從飛龍。以上是說佈局謀篇,接下來說選詞精當。有時候行文流暢,無不妥帖,有時候則煞費苦心而猶豫不決。這時候就應該排除一切雜念,透過艱苦的思索而找出最合適的言辭,思運天地,融會萬物,雖然徘徊低吟以致口乾舌燥,但最終能夠酣暢淋漓瀉於筆端。事理如樹幹根本,文辭如結條垂花,兩不偏廢,才能最終形成文章。以上是說選詞精當。接下來作者用輕鬆的筆法、活潑的言辭描述了創作過程中的種種樂趣。其中,“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嘆”,說明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必須要有真情實感,這樣才能“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文氣在大多數情況下指的是作品風格。《文賦》關於作品風格有兩種不同角度的論述,一是從作家的角度區分,一是從作品的角度區分。從作家的角度區分,性情不同、學識有差的作家風格自然不同,“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從作品的角度區分,不同體裁、為了不同目的而創作的文章自然也有各自的風格特徵。作者所論及的文體有十種: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除了詩、賦之外,其餘八種都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作品,但也含有一定的文學成分。仔細分析,除“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說的是詩賦本身的文學特徵之外,其餘幾種都是就應用性而言的。比如誄用於哀悼死者,應該情意深厚,悽惻悲愴,頌用於歌功頌德,應該從容舒緩,文辭典重。這是出自實際應用的思考,而並非基於文學本身。從這一點來講,“詩緣情而綺靡”才算是真正符合文學的特質。“詩緣情而綺靡”是對曹丕《典論·論文》“詩賦欲麗”的進一步發展,強調了“緣情”這一詩歌的本質特徵。
從“其為物也多姿”到“固既雅而不豔”,作者討論了文學創作中的一些具體問題,包括文章的音調和辭藻如何配合、文氣如何貫通一致、上下文如何協調、如何發揮警句的作用、如何避免襲取前人等等,再次強調了文學創作的創新性和個人性,且把“緣情而綺靡”這一概念從詩歌擴充套件開來,暗示著“情”與“美”是文學創作的核心。例如“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縟繡,悽若繁弦”表達了對於“美”的特殊重視,“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弦麼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則強調了文學中“情”的重要性。“悲”在這裡的意思是感人,作者把感人作為評價文學的重要標準。如果不能感人,那麼即使“清虛以婉約”“一唱而三嘆”,也是缺乏藝術魅力的。文學就其本質來說,是以文字為載體,用富有美感的藝術形式來表現真情實感,以此感動讀者。《文賦》觸及了文學的三個基本要素:真情實感、美的形式和“感人”之目的,代表了西晉作家在文學觀上的長足進步。
從“若夫豐約之裁”到“顧取笑乎鳴玉”探討了文學鑑賞方面的問題。“雖濬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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