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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客,應對諸侯”(《史記·屈原列傳》);一邊則是黨人的競進貪婪,不惜走後宮婦人(鄭袖)的門路,以“哫訾慄斯”的阿諛獻媚,換取富貴權勢;一邊是屈原廉潔正直,為振刷朝政甘冒正言危身之禍;一邊則是黨人“突梯滑稽”的巧言令色,顛倒黑白,向屈原施以種種讒言和迫害。屈原遭受上官大夫的惡毒中傷,而被懷王暴怒疏黜,正發生在這一時期。當屈原回顧這一切往事時,胸中便蓄滿了憤懣不平之氣。平靜的發問由此一變為怫鬱的詰責,鋪排而下的問句,正如滾滾驚雷碾過雲霾翻騰的夜天,具有震懾狐狗鼠獐的無限氣勢。兩種絕然相反的處世哲學的尖銳對立,在文中“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的排喻對比中,得到了最鮮明的表現。所以,當屈原發出“此孰吉孰兇?何去何從”的詰問時,便不似是詰問,簡直是力挾千鈞的抨擊和聲討了。它正如閃電裂雲後的一聲霹靂,帶有多少撼山摧嶽的力量!
令詩人痛苦的是,這場關係楚國命運的鬥爭,結果卻以屈原的被放漢北而告終。忠貞喋血山野,邪佞彈冠相慶,風雨飄搖的楚國之船,由此遭遇了觸礁折桅的大禍(懷王入秦身死)。就在詩人問卜前不久,令尹子蘭又藉手上官大夫向頃襄王進讒,再次斷絕了屈原重返政壇的一線希望。面對如此溷濁不清的世道,詩人能不扼腕嗟嘆?文中由此跳出了最奇崛的憤語:“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譭棄,瓦釜雷鳴。”鮮明的對照,展現了一幅怎樣觸目的圖景;楚王的昏聵,朝政的混亂,用蟬翼的變輕為重、瓦釜的得意雷鳴形容,真是形象奇特得令人吃驚!全篇的詰問以此憤語頓斷,而後發為“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的愴然浩嘆,正如湧天的怒濤突然凌空崩裂,又帶著巨大的餘勢跌落,蘊蓄著這位偉大志士卓然獨立又痛苦無訴的多少哀憤!
這就是構成《卜居》主體的卜問之辭。從形式上看,它簡直就是一篇小小的《天問》。但由於《卜居》所問,均為詩人所身歷的楚國政治現實,其情感的抒瀉,就不像《天問》那樣,伴隨著對天地萬物的緩緩發問而悠悠湧出,而是與自身奮鬥、遭禍的經歷一起,沸湧直上,翻折而下,挾帶著更強的力度和氣勢。詩人的發問也不同於《天問》的一氣直問,而採取了“寧”“將”的兩疑方式,在對立鋪排中往復盤旋,便給人以某種“不知所從”,須由神明決斷的印象。而其實在每一對立的問句中,都已表明了詩人自身的鮮明立場。文中敘自身所堅守的立身原則,即飾以“悃悃款款”“超然高舉”“廉潔正直”之語,無須多加探究,一股願與慨然同風的凜凜正氣,已沛然瀰漫於字行之間。再輔以“與騏驥亢軛”“與黃鵠比翼”“昂昂若千里之駒”的奇喻,那搏擊長空、騰躍萬里的情志,便顯得格外清峻而高潔!對於黨人群小的處世之道,則斥之為“偷生”“全軀”,狀之以“喔咿儒兒”“如脂如韋”,那鄙夷不屑之概,正與辭鋒銳利的嘲諷勃然同生。而與“隨駑馬之跡”“與雞鶩爭食”的形象比喻相伴隨的,不正是詩人對這種處世哲學的深切憎惡和鞭撻之情麼?在富於褒貶意味的形象表現中,暗寓詩人的選擇傾向,而以兩疑之問發之,正是《卜居》抒瀉情感的獨特和奇崛之處。正因為如此,此文所表現的內心衝突,決不是詩人對人生道路和處世原則選擇上的疑惑,乃在於對吉凶顛倒、清濁混淆現實的震驚和不平。詩人所憤懣抨擊的,始終是那“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譭棄,瓦釜雷鳴”的黑暗世道。
《卜居》以屈原問卜的散句開篇,鄭詹尹“釋策而謝”的答語作結,中間以韻語鋪排、描述和詰問:這在《楚辭》體式上,也是對騷體的一大突破。它對漢代“設為問答,以顯己意”的賦作的產生,無疑具有很大的啟示和推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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