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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藏,心情受衝擊。[24]奄冉:延遷。[25]尤:過咎、不贊同。蔓草:《詩經·鄭風》有《野有蔓草》篇,寫男女際遇。[26]《邵南》:同《召南》,《詩》十五國風之一。所謂《邵南》之餘歌,蓋指其中之《行露》《草蟲》《野有死麕》等篇,皆寫男女私會。

賞析:

這是一篇神采豐盈、旨趣深邃、文情並茂的抒情寫志賦章,約成於作者彭澤致仕歸隱期間。關於這篇賦的主旨和作用,歷來眾說紛紜,褒貶不一。蕭統在《陶淵明集》的題序中直謂:“白璧微瑕者,惟在《閒情》一賦。”蘇軾則將它與屈原、宋玉之作相提並論,於《題文選》中批評蕭統雲:“淵明《閒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後世如元李冶,明郭子章、張自烈,清邱嘉穗、方東樹、劉光{蕡}等人評論,大都不外昭明、東坡之議而有所引申、發揮。綜其所論,又不外乎“愛情”與“寄託”(諷諫)二說。就“寄託”而言,劉光{蕡}所云:“身處亂世,甘於貧賤,宗國之覆既不忍見,而又無如之何,故託為閒情。其所賦之詞,以為學人之求道也可,以為忠臣之戀主也可,即以為自悲身世以思聖帝明王也亦無不可”(《煙霞草堂遺書·陶淵明閒情賦注》),較為圓通。事實上,此賦主旨,作者賦序已啟端緒,所謂承張衡之《定情》、蔡邕之《靜情》,“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可見從題目、承傳關係以及賦中自白,都有防閒愛情流宕之意。然而,作者賦序復謂“餘園閭多暇,復染翰為之”,此中又透露兩點訊息:一是園閭多暇,又何須“閒情”?此必於作者之身世、心態得之。二是染翰作賦,而賦之言鋪,敷採摛文,以致勸百諷一,客觀描寫效果與主觀創作動機的矛盾,既為賦體常見,又呈示作者假賦體之光怪詭譎寫矛盾心曲之奧妙。考陶氏一生,處晉末宋初,社會動盪,權貴傾軋,黎民困苦,世態渾噩。作為士族中一員,他既欲讀書立品,異俗高蹈;又不免幹祿求進,以維護其自身利益。所以他曾於二十九歲、三十五歲、四十一歲三度出仕,初仕晉朝,二仕桓玄,再仕劉裕。其出仕與歸隱的矛盾,長期曲折地纏繞著他的心靈,使他在尋求解脫之時又往往陷入不可解脫之中。《閒情賦》可謂這種矛盾心態的藝術寫照。換言之,作者從彭澤歸來,為束縛放蕩不羈之情,恐意志不堅,難“全身保潔”,常警戒自己“但使願無違”;然所“閒”之“情”,卻非全如賦序所說的“流宕之邪心”,相反,是充滿了上下求索之意。這恰是全賦旨外之趣的價值所在。

全賦正文分為三段。第一段首先將情志人格化、形象化,描寫出一位外貌豔美、品行高尚、情感豐富、舉止優雅的女子。她的“令姿”“柔情”與“美德”“雅志”,既是作者的自喻,又是其美好的追求和嚮往。可是,在混濁官場中,一個人自比白玉、幽蘭,反而會受到現實的冷嘲。作者情志之初次萌發尚未待自我防閒,便受到客觀的壓抑,屈原“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的志士之悲與作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的惆悵心緒的鬱結,無疑昭示出《閒情賦》中“才華不隱世”(情)與“逃祿而歸耕”(閒情)的深層矛盾。因此,作者在追求時雖顧忌“冒禮為愆”,卻更怕“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從而坐失良機。這使他“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這種意象飄忽、魂魄遷蕩的追求凝成全賦的妙筆,即第二段“願在衣而為領”的“十願”描繪。在這裡,“十願”(十個比喻)不啻十種追求,直貫著熾熱的感情,橫陳了不平的機遇。每一追求均以“願”字生出,又自成形象,表現情之堅貞、委婉、隱忍;然每一“願”字又以“悲”字作結,表現的又正是人生坎坷、壯志難酬的情懷。儘管由現實激發出的感情和由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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