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解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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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比有力地說明了社會決定著士人的命運，暗示了“位不過侍郎”不是個人的遭遇，而是一代士人的悲劇。命運的不同，其作用必然不同。接著從士人不同作用來對比。漢以前的時代，士人的得失、存亡決定了國家興衰成敗的命運，殷墟周熾，吳亡越霸，秦喜燕懼，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漢代社會太平，天下無患，連“庸夫高枕而有餘”，士人自然無須發揮其才幹了。這層對比說明士人作用的發揮也全不由己，都是“世亂”“世治”的時代需求所決定的，處在欲竭盡智力而不得的時代，個人的政治才華是無法發揮的。最後是士人不同地位的對比。春秋戰國時代，囚徒為相者有之，奴隸得舉者有之，或立談封官，或枉駕君主，士人都能伸張其志而“無所詘”；當今大漢，士人面臨“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闢”的險惡處境，只能“捲舌”附和，“擬足”隨從，而不能提出自己的政治見解。這三層古今對比，清楚地表明時代不同，士人的命運、作用、地位絕然懸殊，生當漢世，士人的才華無須發揮，也無法發揮，更不能發揮，從而有力地反駁了客子對揚子處朝日久而“不能畫一奇，出一策”的嘲笑，進而譏諷客子無知“自守者身全”之理，以愚笑賢。這一段的嘲笑與反駁，實為無情地嘲弄社會，譏刺時政，交待了無以得志的客觀原因。

上文從社會對待士人的角度來辯解的，那麼士人如何對待社會呢？這正是客子嘲笑揚子的第二個問題：著《太玄》是成名的唯一途徑嗎？下文正是從這個問題入手來談個人的困境。作者一連列舉了自春秋以來士人成名的寬廣之路：范雎為相，蔡澤奪位，婁敬定都，叔孫制禮，蕭何造律，張良畫策，陳平奇計，他們都能各逞其志，這並不是他們特別有智慧，而是“會其時之可為也”。那麼作者是處在“可為之時”還是“不可為之時”呢？揚雄則從同他人的對比中委婉地作了回答。藺相如、四皓、公孫弘、霍去病、司馬相如、東方朔，他們處於“可為之時”，因而成名立業；相比之下，“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這暗示了自己處於“不可為”的時代，所以不能從仕途上取得功名，留給自己成名的唯一道路只有“默然獨守吾《太玄》”了。這一段的辯解，表明了作者自己身處困境而不願同流合汙的處世態度，表達了有志無時的憤懣之情。

本文的語言排比縱橫，偶句連起，形成了犀利明快、深刻有力的風格特徵。“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這兩組偶句，前者從上下空間的雲溝喻明仕途升沉之懸殊，後者從旦夕時間的短暫來形容士人得失之迅變，由此有力地突現了士人不幸的遭遇，尖銳地揭露了時政摧殘人才的罪惡。“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作者連用四個否定排比句，當權者自下而上無人任用人才的惡習暴露無遺，世道如此，仕途哪有文人立足之地呢！如此鋒芒畢露的語言，在漢賦作品中是不多見的。文如其人，這種語言風格的形成與揚雄“簡易佚蕩”的性格、“不汲汲於富貴”的品德是密切相關的。同時，本文富有哲理的論斷、譏諷嘲弄的反語時見，語言又顯得深沉委婉。“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兇。”這是歷史的沉痛告誡，也是揚雄生不逢時的深沉悲嘆，呼喊出了舊時代士人共同的沉鬱心聲。“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這是反語，辛辣地諷刺了朝政的腐敗。士大夫們以賢聖自我標榜的醜惡靈魂，在“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的稱美中現出了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