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尚德緩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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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成功，是由於“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即實行政治改革，“澤加百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最後，指出昌邑王以淫亂被廢，宣帝以有德而立。這是表示宣帝即位一事，與上述史事極為相似，而上述歷史經驗值得鑑取。作者用重筆寫此段，是為了提醒宣帝鄭重於即位之初，把握住即位之初。這就足以導向主題，即改過從新，尚德緩刑。

第二段，突出即位之初，應當改過從新，實行政治改革。“《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是指出改革政治的文化依據。“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是指出改革政治的現實需要。“滌煩文，除民疾”，是指出改革政治的核心任務。依《春秋》大義，君主之所以必須以正道即位，是為了尊重天下的一統，慎重於政治的開端。具體說，君主即位應當以政治有道改變政治無道。在當前，就是要革除繁重嚴酷的刑法，解除人民大眾的痛苦。上文“必有異舊之恩”，此處已明確地指出之。上段是從即位之初一事，導向改過從新、尚德緩刑這一主題，此段則是直接推出政治改革綱領，亦即直接推出主題。此段篇幅雖小，卻是本文關鍵所在。

第三段，痛陳酷吏政治何以必須革除，乃是本文結構中的主體部分。作者首先指出，酷吏政治是反文化反道德的秦朝法家政治的集中體現，亦是秦朝自取滅亡的一大原因；然後揭示，酷吏政治仍是本朝政治的現實存在，並是本朝“太平未洽”的根本原因。自論說文體的角度以觀之，路溫舒指出漢朝政治與暴秦具有一致性，是足以深切著明何以必須革除酷吏政治這一論說主題；自歷史文化的角度以觀之，作者指出本朝政治與暴秦具有一致性，則足以表明“西漢知識分子對專制政治的壓力感”（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一語）與批判精神，亦足以體現出他們為人民爭生存權利的良知與道德勇氣。作者又提出“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這一法律思想命題。大命，正是指人民的命運及由人民命運而來的國家命運。作者進而揭露酷吏政治下的現實，是司法官吏競相“以刻為明”、量刑必重、“皆欲人死”的司法風氣，造成“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的社會慘狀。作者深入揭發酷吏政治的內幕，是司法官吏使用編造罪名、屈打成招的刑訊手段。而主管官員更把這種手段指點傳授給所有司法官吏，形成以逼、供、信為本質的司法程式。且不僅是編造羅織罪名強迫囚犯冤屈地認供，也是用這編造羅織的罪狀，來騙取朝廷終審的認可。作者最後一針見血地指出，獄吏草菅人命、賊仁殘義，乃是人民之公敵；獄吏敗壞法律、敗壞人倫人道，乃是天下之大患。此段“死人之血”三句，“畫地為獄”四句俗語，直畫出一幅酷吏政治下血淋淋的猙獰可怖的人間地獄圖。由此來讀此段首尾相呼應的“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此所謂一尚存者也”，實際是警告：若不革除酷吏政治，則漢之為漢，將無異亡秦。

第四段，提出必須廢除誹謗（指議論是非）罪。作者強調，廢除誹謗之罪，才能“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達到天下太平。作者在主張尚德緩刑、廢除獄吏政治的同時，特別要求廢除誹謗罪，用意至為深遠。依中國文化傳統，能否接受政治批評，是君主是否明智，政治是否有道的重要標尺。《尚書·商書·說命中》即雲：“唯木從繩則正，後（指君主）從諫則聖。”而能夠接受政治批評的主要標尺，則在於形成一個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政治風氣。如《尚書·周書·洪範》雲：“謀及庶人。”《國語·周語上》雲：“為民者宣之使言。”《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雲：“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子產不毀鄉校，曰：“是吾師也。”從刑法角度說，定誹謗罪，則易開濫刑之風。所以，作者以“誹謗之罪不誅”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