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李陵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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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傳》記載，李陵後來對蘇武自述：“陵初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可見他本心並不甘願作背叛漢朝的人，忠於漢朝與背叛漢朝、道義與不義的大是大非，他完全明白。然而，李陵畢竟還是投降了。事實很清楚。校尉韓延年戰死，而李陵投降。韓李二人面對生與死所作出的抉擇，形成鮮明的對比。韓延年寧死不屈，真正不怕死，而李陵投降敵人，是貪生怕死。千古艱難唯一死。李陵本來是猛將，可是到了生死關頭，過不了生死這一關。這應該發人深省。不能說李陵的勇氣是不真實的，否則他就不敢帶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與八萬匈奴騎兵奮戰。但是，也不能說李陵的勇氣是完全真實的，他究竟過不了生死考驗這一關。如實地說，李陵的勇氣是無根柢的，只是血氣之勇。這種血氣之勇，並不能成為他生命的主宰。在終極關頭，主宰他生命的是個人的慾望，是終極關頭見利忘義、苟且偷生的慾望。殺身以成仁、捨生以取義的中國傳統美德，與李陵的精神生命不相干。道義與不義，對於他來說，只是一種知識，並沒有深入他的內心。在李陵內心，道義感是無根的。忠於自己的國家、民族、文化，是人類生存的一些基本價值。人一旦背叛了這些價值，就是葬送了自己生命。這樣活著，不過是活著一副軀殼。也許李陵的本心，存有過找機會立功歸漢的僥倖念頭，可是一旦投降敵人，事情就由不得這種本心了。後來李廣利率領漢軍徵匈奴，“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上》），到這個時候，李陵便成了漢朝的兇惡敵人。李陵走到這一步，其實是一個背叛祖國的人的必然結局。李陵變節後，也曾“忽忽如狂，自痛負漢”；也曾面對漢使，默默無言，而說出“吾已胡服矣”這樣沉痛的話。看他的本心與結局，看他投降前後判然而為兩人，實在是令人感到悲哀和惋惜。活著，要作為一個人活著，而不能失掉人之所以為人，自己之所以為自己的價值。這，就是《漢書·李陵傳》的基本意義。這個意義看似簡單，其實並不簡單。

漢武帝劉徹是《漢書·李陵傳》中的一個重要人物。透過班固的史筆，可以看出武帝的一些性格特徵。武帝為人，多疑而又輕信。他聽了路博德請求推遲出兵的話，就懷疑且認定這是李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路博德是老將，以自己作李陵的後援為恥，如何可能為李陵來遊說？然而武帝不察。這是多疑。後來李陵奮戰直至兵敗，路博德竟然按兵不動，見死不救。用路博德這樣的人作李陵的後援，便是武帝的輕信和戰略失誤。可見武帝並不真正瞭解自己的將領。知己知彼，是用兵的前提。武帝作為漢朝的最高統帥，多疑而又輕信，並不能知己，這是導致李陵兵敗的一個決定因素。武帝為人又剛愎暴戾。李陵兵敗投降，司馬遷為李陵講了同情的話，希望朝廷給時間讓李陵立功抵罪，武帝竟然把司馬遷當作叛逆來治罪，施以腐刑。武帝聽公孫敖說，李陵教匈奴練兵對付漢軍，在並未查明情況的條件下，便族滅李陵全家人，而他們都是無辜者。從這兩件事，已足見武帝的剛愎暴戾。客觀地說，武帝為人，也還有能夠一定程度地反省、補過的長處。“久之，上悔陵無救”，說出“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奸詐”的話，並“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又派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都是能夠反省、補過的表現。然而，有些事不是靠補過就能挽回的。殺了那麼多無辜者，他們的生命就已無法挽回。多疑、輕信、粗暴，這些缺點，存在於一個普通人身上，還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當這些缺點存在於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人主身上，就是危害無窮，而不可容忍的。多疑、輕信、剛愎暴戾，這是由專制制度及無限權力所造成的專制君主的通常的惡劣品格。正是在揭露武帝陰暗面的這些地方，體現出班固作為優秀史家所具有的正義感。班史這種揭露專制君主黑暗、對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