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李陵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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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負責的正義感，是直接地繼承於司馬遷的。

司馬遷亦是《漢書·李陵傳》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李陵兵敗投降，“朝中群臣皆罪陵”，司馬遷毅然站出來為李陵講話，希望朝廷體念李陵的戰功，給李陵以找機會立功抵罪的時間。這是合情合理的建議，亦體現出司馬遷富於同情心的性格。李陵投降敵人，根本原因在於他自己貪生怕死，而司馬遷決沒有說李陵投降是應當的。李陵兵敗，客觀原因在於漢武帝用人不當，後援路博德見死不救，武帝自不能辭其咎。因此，司馬遷的建議是合情合理的，是可以接受的。當然，司馬遷在奏議中也有不盡妥當的話。李陵不能寧死不屈，便談不上道義涵養有素，因此，便不好說他“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王夫之在《讀通鑑論》卷三《漢武帝》篇中尖銳地指出：“遷之為陵文過，雖欲浣滌其汙，而已緇之素不可復白，大節喪，則餘無可浣也。”其語很激烈，當是有所寄託。王夫之生當明末清初，痛恨當時的許多變節者，但此語還是很痛切李陵的。總起來說，司馬遷為李陵所講的話，縱有個別不當之處，但基本上是合情合理的。退一萬步說，即使司馬遷的建議不能接受，也決不能視之為叛逆，治之以重罪。顯然，漢武帝是把由李陵兵敗投降所引起的怒火，轉向司馬遷身上發洩，並藉此逃避自己對戰略失誤所應負的責任。這是極為惡劣的作風。在李陵案中，司馬遷是第一個無辜的受害者。千古同情太史公，而決不同情漢武帝，可見公道自在人心。透過李陵案的前前後後，班固揭示出複雜的歷史真實。

從藝術上講，《漢書·李陵傳》有幾點特色值得稱道。第一是史筆的客觀性。全傳對李陵前半生的勇猛善戰與後半生的變節，能夠同樣地直書而不隱。既不因李陵前半生的功績而掩飾其後半生的可恥，也不因其後半生的可恥而抹煞其前半生的功績。對武帝的多疑、輕信、暴戾，乃至李陵案的始末，也都能夠直書而不隱。由於有了這種直書而不隱的客觀性，才能夠呈現真實、複雜、豐富多彩的歷史。而這種史筆的客觀性，是以史家的道義感為根基的，決不是什麼超越的客觀性。沒有深厚的道義感，即無從發生揭示歷史真實的客觀性。

第二，善於從重大事件和有意義的細節，刻畫歷史人物的性格。傳文前半幅，主要寫李陵戰匈奴，突出了李陵的勇猛善戰。後半幅，主要寫李陵見漢使，則深刻表現出李陵變節後的心態：既自痛負漢，問心有愧；又與漢為敵，頑固到底。其中描寫李陵在漢使面前語默的動作，細節都很傳神。這些地方，便是藝術氛圍特為濃厚的所在。傳文記載武帝命李陵出兵的詔書，特為記下最後兩句：“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這一細節，刻畫武帝多疑而固執的性格，真是如在目前。

第三，善於透過特定的細節描寫，來增強生活氣息和藝術氛圍。如寫李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一節，以及“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一節，其中細節，或系誇張之辭，但既是漢代生活中所存有之事，自不妨書出。而這些細節，顯然增添了生活氣息和傳奇色彩。

第四，《漢書》以李陵、蘇武合為一傳，實別具匠心，意在透過客觀的比較，進一步彰顯蘇、李二人不同的品格。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第五章《略論中國史學（二）》，有一段論述足資參讀，錄之用作結束：“班書有李廣、蘇建傳，實為李陵、蘇武合傳，上承馬遷魏其、武安侯等諸合傳來。同一時同一事，而參加之人不同，人與人之相比，是非高下，最易從此等處顯。李陵以五千步卒當匈奴八萬騎，可謂不世出之將才矣。蘇武北海牧羊，事若平易。孔門以回、賜相比，又以賜、商相比。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何為不能是！以事論，則海上牧羊與兩軍抗衡難易不能相比。以人論，則李陵之與蘇武，一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