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戰國策·樂毅報燕惠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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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送董邵南，仰其高風，亦致憑弔。《報燕王書》總的精神是以直報怨，以誠對詐，委婉自解，含蓄寓評。文中傾吐肺腑之言，如泣如訴，其情真摯懇切，其度恢弘豁達，充分體現出樂毅磊落忠厚、坦率謙和的崇高品德。《史記·樂毅列傳》載：“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可見其感染力之強。

篇首先簡括樂毅復書的時代背景，並交代惠王原書。敘事含評，有揭示原書作用。兩書參照，惠王的用心可見，樂毅的表白自明。故先行介紹，有助於加深對樂毅復書內容的理解。昌國君是燕昭王賜給樂毅的封號，樂毅為昭王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君臣遇合，成功立名，深契樂毅理想。只餘三城未曾攻下，說明齊仍反抗，而樂毅不急於作武力征服，欲施德化。適逢燕昭王死，惠王在作太子時與樂毅有隙，他的即位，為齊人行反間計提供了機會。惠王竟如此昏昧，輕信敵人計謀，懷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為將，導致全功盡棄。騎劫輕易地被欺詐，可見他遠非田單對手，亦可見惠王用其親愛，妒賢害功，咎由自取。樂毅曾使趙結盟，故受疑後奔趙，趙王重其聲威，故封以為望諸君。燕惠王所悔者，乃是樂毅出走為趙用，懼怕他承燕之弊以伐燕，全是私心度人，並未反思補過。使人致書樂毅，主旨明確，辭語卻甚閃爍。惠王“讓”是實意，切責樂毅“捐燕而歸趙”，是“過聽”和“自為計”，計慮個人榮利，辜負昭王恩遇，意在召回，然後問罪。“謝”是虛情，既誇耀“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何以又會輕易為左右所“誤”？何以又必“使騎劫代將軍”，硬要“召將軍，且休計事”？強辭奪理，實難自圓其說。一邊諉過左右，死要面子；一邊設定圈套，引人入彀。樂毅不得不復，不能不辯。

樂毅復書通篇針對原書“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的質詢立言。前後四次談“臣聞”如何如何，都說明他是奉“古之君子”行事，作為自己的學習楷模。據此，他提出君擇臣，臣亦擇君，君臣契合，貴在成功立名，作出一番事業。君欲成功，需求臣輔，故應“察能而授官”，不可任人惟親，徇私偏愛；臣欲立名，需得君用，故應“論行而結交”，“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孟子·離婁下》）。再推進一層，只有賢明之君，才能功立而不廢，但賢明之君生前能立功，善作善始，卻不能保其死後必不廢，善成善終；“蚤知之士”處此，則應力爭“名成而不毀”。樂毅以君子和忠臣的名義作證，誠摯地回答了“何以報先王”的問題。過去為先王復仇立功是“報”，現在功雖見廢，退而求其全身免禍，不受謗名，“以明先王之跡”，這也是“報”。追溯“遁逃奔趙”的原因，實是考慮不願罹讒冤死，致損害先王的明察，毀壞先王的聲譽，決非貪生計利，更非背主求榮；離君去國，仍須存忠守義。在昔屈意蒙詬，至今抑志忍尤，誣枉且不急辯，惡聲尚不出口，何至“以幸為利”呢？正因圖報先王，所以應當辭召留趙，所以不會借趙伐燕。邏輯嚴密，理無可駁。這樣，惠王算計雖然落空，疑慮卻自消釋了。

樂毅透過詳細剖明昭王“畜倖臣之理”和自己“事先王之心”，發人聯想，暗與惠王對照，實寓批評於其中。義婉而正，辭深而顯，氣平而和。樂毅報書推崇“先王之舉措，有高世之心”。確知昭王能為“成功之君”，因此透過魏王派遣使燕，使昭王亦能知己。昭王果然察己之能，破格擢為亞卿，樂毅則自勉作“立名之士”以相報。他滿懷衷誠，歌頌了君臣相知的魚水深契和風雲際會，這種關係是惠王所“不察”、所不能理解的。在用人問題上，重賢與私親，尚功與隨愛，專信與輕疑，暗相對照。先王成功和個人立名之舉，集中表現在敗齊復仇的輝煌業績上。復書高度讚揚先王圖強雪恥的雄心，言聽計從的篤信；並以豪邁揮灑的筆調，暢敘自己輔佐先王制定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