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司馬相如《上林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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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體現了諷諫的政治內容和諷諫的藝術手段。首先，“言天子之悔過，以示諷諫”（清何焯語）。賦篇在逐層推進的誇揚之後，突然轉折，寫天子悵然長嘆：“此大奢侈！”這一結論全然推翻了前文的誇揚，暗示出作者誇飾上林，渲染田獵，是在暴露奢侈，而不是歌頌功德。繼而巧借天子之口，提出了治國安民的政治主張：勵民墾荒闢地，發展生產；開放苑囿山澤，以便民利；開倉濟貧，恩澤天下；減輕刑罰，改革政治。這種主張對於節制腐敗、減輕民難，無疑具有現實意義和進步作用。如此強烈的諷諫內容，若是直陳則為指責君過，就不可能收到“奏之天子，天子大悅”的效果；而讓天子自悔改過，就表現出天子的聖明，這正迎合漢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這種言褒意貶的諷諫，委婉而深刻。其次，借題發揮，語意雙關，曲意諷諫。作者以天子田獵為話題：“遊於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途，覽觀《春秋》之林。”這裡字面是寫天子春秋田獵遊樂於苑林之中，語意則是規勸天子要潛心於儒家的六經，推行仁義之道，借鑑《春秋》史書所總結的歷史上成敗的經驗。“射狸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鏚，載雲?，揜群雅。”這裡全是雙關語：狸首、騶虞、玄鶴，既是動物名稱，又是古代諸侯天子行禮儀式所奏的樂章；干鏚，既是捕捉動物的工具，又指舜以仁義感化人心的手段；群雅，既指烏鳥，亦喻文雅賢俊之士。可見字面是寫天子射殺各種禽獸，語意則是勸諫天子要以禮儀為準則，以聖王為榜樣，廣收賢才。清人朱珔已洞察出其中微妙的諷諫，他說：“時武帝崇獎儒林，立五經博士，因借作頌揚，引之於正，以申下諷諫之語，庶幾言之者無罪。長卿賦殆有微指。”（《文選集釋》）再次，正反對照，直言諷諫，收結篇意。作者先敘述天子行仁義而“天下大說（悅）”，進行正面引導。接著由正而反，指出終日縱情田獵的危害：於己“勞神苦形”，於兵“抗士卒之精”，於民“百姓被其尤”，於國“費府庫之財”，於君“忘國家之政”。身為文學侍從，在伴君如伴虎的時代，如此大膽尖銳地告誡帝王，確是難能可貴的。不過這乃是代言立論，通篇假設“亡是公”居高臨下地指責諸侯，諷諫的主旨雖明確，而“國手置棋，觀者迷離，置者明白”（劉熙載《藝概·文概》），“勸百諷一”，效果甚微。

漢代敘事大賦形成於枚乘的《七發》，而產生巨大影響的當是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從體制來看，由《七發》所形成的七體賦，除去幾篇了無生氣的模擬之作外，都轉向抒情說理，如東方朔的《七諫》、傅毅的《七激》、張衡的《七辯》。而班固的《西都賦》《東都賦》，張衡的《西京賦》《東京賦》則完全繼承了相如的體制。篇末諷諫也成為漢敘事賦的定式，如揚雄《羽獵賦》結尾提出“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的政治主張，張衡《東京賦》結語指責“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媮樂”。尤其是《上林賦》“奔星與宛虹入軒”的幻境虛構，飛廉、騕褭的神物假設，後人“酌其餘波”，揚雄作《甘泉賦》，“語瑰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劉勰《文心雕龍·誇飾》），張衡《西京賦》則用海若神狀描西京的富有。以敘事大賦而言，《上林賦》真謂“卓絕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