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 尚書·商書·仲虺之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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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提出了驚世駭俗的觀點：“王者之取天下，雖曰天與之，要必有陰謀焉。”龔自珍認為“亳眾”是湯派往葛的內應，“老弱饋食”則是間諜。葛伯的所作所為僅僅是清除湯派來的內應和間諜。文章末尾說：“夫葛何罪？罪在近。後世之陰謀有遠交而近攻者，亦祖湯而已。”認為湯先滅葛只是因為亳與葛距離近，即《孟子》所說“湯居亳，與葛為鄰”。

歷史事實究竟如何，主觀分析與客觀真實可能不同，但這並不是關鍵的問題。孟子對仁義道德的呼喚，對民貴君輕的闡發，具有超越時空的永恆價值，對於歷代統治者都有著強烈的鏡鑑作用。龔自珍身處清末，目睹國勢羸弱，思想凋敝，他一方面強調經世致用，要求思想要具有現實意義，另一方面又強調思想解放，要求敢於質疑，善於思考，具有重要的認識論價值。

《易經·革卦》的彖辭將成湯伐桀、武王伐紂概括為“湯武革命”，是儒家津津樂道的社會變革。然而，“成湯放桀於南巢”為什麼“惟有慚德”？這反映了儒家政治論述的矛盾性。堯舜禹禪讓這是儒家禮讚的天下為公，而成湯伐桀、武王伐紂皆為以暴易暴，弒君奪位；伯夷、叔齊是孔子稱許的仁人賢士，而伯夷、叔齊聞武王伐紂，阻道力諫：“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以至誓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中。孔子認為“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孟子稱許武王伐紂是“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然而，終難彌合正義性與合法性的矛盾。漢景帝朝的一次廷爭也可以看出儒家評價這一歷史事件的尷尬。

《史記·儒林列傳》：“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顯然，廷爭最後轅固生有點理屈詞窮，強詞奪理。漢景帝的結論成了後世對這一歷史性事件評述的定式：只言其正義性，不論其合法性。可知，“湯武革命”的研究空間還應該拓展。

《仲虺之誥》的語言精煉優美，以四字句為主，駢散結合，多用錯綜、對偶、比喻、引用等修辭手法，顯示出較高的寫作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