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宋】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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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頌揚嚴先生，而實為感嘆士人仕途坎坷的一篇鳴不平之作。

此文寫於作者貶居睦州之時。史載他每次外貶，同僚都要為他餞行，第一次稱他“此行極光”，第二次稱他“此行愈光”，第三次稱他“此行尤光”。可見他的被貶，實際上恰好是他心憂天下的寫照。睦州人傑地靈，既有新安江這樣的奇美山水，又有嚴子陵這樣的高義之士，身為知州的范仲淹由嚴子陵而聯想到自己，由漢光武而聯想到當世之時弊，於是當他“來守是邦”，即著手“構堂而奠”，精心巧構出一篇禮讚之文，表達他對於嚴先生的仰慕之情，以及對於盛世的嚮往之心。後人讀之，不只要對嚴先生肅然起敬，而且會從字裡行間想見范仲淹那壯心不已的志士情懷。

全篇以先生名篇，文中卻不單言先生一人，而以光武與之相對應來寫；不只是一味地“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注意在遣詞為文中，處處體現嚴子陵的高潔之風。文章一開始即連用了兩個“天下孰加焉”發問，前者極言光武“握《赤符》，乘六龍”，君臨天下的威儀，後者則盡寫嚴子陵“動星象，歸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風姿。遙想當初，漢光武踐帝位之時，念及舊日與嚴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入朝任諫議大夫，而嚴子陵卻始終不為所動，守冰雪之節操，還耕釣於富春江畔。他能夠在至尊延請之時置若罔聞，處之泰然，絕非一般俗人、假隱士所能比擬。古來隱士頗多，然而志趣迥異，其中不少人是做著將來一旦為官的美夢才去隱居的，那是以退為進的幹祿之徒所為，誠如孔稚珪《北山移文》中所言：一俟“鳴騶入谷，鶴書赴隴”，這些人就會撕下隱士的面紗，現出一副“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的醜態，招致山林笑罵，“列壑爭譏”。嚴光之隱，則純乎為保持自己清高安貧的氣節，故而得到世人景仰，這也正是為什麼范仲淹稱他“以節高之”的原因了。極言光武，意在盛讚嚴光，“說得光武大，愈顯先生高”（金聖嘆語），是范仲淹作文的妙處所在。

范仲淹沒有僅僅停留於對嚴先生的讚頌，因為這也並不是他寫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著仁者能夠欣逢盛世，明主能夠體恤良臣，非如此則不能“大有功於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襯嚴光，並非有貶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時也是想借嚴光之隱反襯出當時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悵。他想見當年嚴光與光武“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後漢書·逸民傳》），而光武竟不以為意。嚴光的威武不屈、富貴不淫，固然可欽可敬，光武的寬容大度又何嘗不令人追慕景仰呢？聯絡自己頗不平坦的艱辛仕途，幾番直言進諫，觸犯龍顏，忤逆權貴，徒然招來黨爭之禍；世逢內憂外患，自己報國無門，怎不追思光武帝這樣的一代聖明君主啊！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術。他把《易》卦引入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貼切，不致使人產生艱澀難懂的感覺，足見其易學功力之深。以《蠱》卦比嚴光，贊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風；以《屯》卦比光武，頌其“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之德，力圖說明：雖則嚴光至為聖賢，但如若遭逢亂世，則唯有微子之逃、比干之戮的下場，即使一心要去歸隱，恐怕也難遂其願了。所以要緊的還在於光武帝“以貴下賤”的得民之舉，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嘆道：“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顯然，作者是以一種複雜微妙的心態來寫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滿懷激情，讚揚嚴光，全篇以光武與嚴光對舉相始終，“兩兩相形，竟作一篇對偶文字，至末乃歸到先生”（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卷九），一氣貫通，有發揮，有詠歎，最後以歌作結，以新安秀麗的山水頌揚先生之風，筆力確乎非同凡響。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無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進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張，認為賢人的出現與明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