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金】元好問《市隱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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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都無所不可，不必一定要在“深山之中，蓬蒿之下”。文中暗用典故，以古代著名隱士姜太公、趙國隱士毛公、薛公的事蹟，來證明其說，顯得充分、有力。既然隱居只要符合“自閉之義”，就無所而不可隱，那麼古人為什麼又有大隱之說呢？作者進而對此作了闡明：“謂初機之士，通道未篤，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以山林為小隱；能定能應，不為物誘，出處一致，喧寂兩忘，故以朝市為大隱耳。”大小隱的實質在此也得到了透徹的解說。文章至此是從正面論隱居，邏輯嚴謹，無懈可擊。由於隱逸一直被視為高士，因而為許多人所仿效。但眾所同趨，其類必雜，在隱逸這種高尚之行中有時不免也滲進了一些卑劣的企圖，孔稚珪在《北山移文》中就譴責了那些“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的假隱士。這類假隱士歷代不乏其人，作者筆鋒一轉，針對這種現象加以批駁：“自山人索高價之後，欺松桂而誘雲壑者多矣，況朝市乎？”“懸羊頭，賣狗脯，盜蹠行，伯夷語，曰‘我隱者也’而可乎？”作者以聲色俱厲的反詰，表達了對欺世盜名的假隱士的深惡痛絕。毫無疑問，欺世盜名是不符合“自閉之義”的。文章寫了真假兩種隱士，而市隱齋主婁公屬於哪一種人呢？作者用“顯”與“隱”進行對比，揭露出婁公行為的矛盾之處，這種矛盾的行為與隱居的“自閉之義”是大相徑庭的。這位“市隱婁公”是何許人，便已在不言之中了。然而礙於情面，作者又為婁公找了一個下臺的階梯：“予意大夫士之愛公者強為之名耳，非公意也。”很明顯，這是託詞，然而，畢竟為婁公留下了一點回旋的餘地，這也許體現了“溫柔敦厚”的文風。

這篇《市隱齋記》，當記敘市隱齋得名之由來，或其所處之環境、條件，或讚美其齋主隱居樂道之美德等等。然而元好問卻採取了不同一般的寫法。文章集中筆墨論隱居之義，圍繞著對隱居之義的正反兩方面的闡述而組織全文。乍看起來，文章不符合“記”的體例而更近似於“論”，但這正是作者的匠心獨運之處。文章只記敘作者與李生論辯是否為婁公作記的對話，真正意義上的“記”，似乎始終沒有出現。這種“不記之記”的形式，正體現了形散而神不散的特點，符合這類雜記文的通則。文章純以理勝，而筆端又飽含了作者對世風的感慨，表達了對婁公之類沽名釣譽行為的反感。這又使文章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

論理嚴密，行文自然，情感真實，可以說是這篇文章的特點，也正是金元明八大家之一的元好問文章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