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的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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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的發展，另一方面根據其政治需要，以其新五德終始說將伏羲附援於太昊，重新排定古史帝王世系的結果。認清了伏羲這個從無到有，從神到人，從神話、觀念到歷史的演化過程的實質和真相之後，我們就會看到，關於伏羲氏的名號、時代、地望、族系等爭訟不已問題，其實都不一定是問題。

對於上古傳說時代伏羲、炎帝、黃帝、堯、舜、太昊、少昊、蚩尤等帝王，古史記載存在著許多混亂。上世紀二十年代“古史辨”學派提出許多疑問和考辨，隨著現代考古發現，我們對於上古史的一些問題有了新的認識，近年來，古代文明的探源和對古帝世系的研究又成為熱點，但由於研究理論和方法的缺陷，許多問題仍聚訟不止。例如伏羲的地望（或文化），則有西部仰韶文化說、西部馬家窯文化說、東部大汶口文化說、中原說、中原裴李崗文化說、長江流域說。炎帝（神農氏）的地望有黃河上游說、中原說、黃河下游說，有長城以北紅山文化說，有長江中游湖南、湖北說；黃帝的地望有陝北說、渭水流域說、中原說、華北說、長城以北紅山文化說，也有黃河下游說。甚至有人認為“黃帝和伏羲實際上是同一個人”，“黃帝作為歷史上實有的人物，就是起於東夷的舜”，“神農炎帝就是《尚書》中所記中國最早的君主——堯”[7]。“炎帝就是蚩尤”[8]。因而有人針對上古帝王傳說研究中的混亂情況說：“關於傳說時代的研究、關於‘三皇五帝’的研究，也許人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和論證，然而所有的研究成果加在一起只是一個0或者是一個負數”[9]。造成這種混亂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個根本的原因是，許多研究論證只是推測或是將古代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簡單比附，缺乏科學、歷史的方法。

從我們對伏羲的討論可知，傳說中的上古帝王及其世系，有些在歷史文獻中地位確立的過程較晚，是人們觀念中的產物，或者是為了某種政治需要附會的結果。我曾在《論中華民族共同先祖的確認》一文中談到，周代以前的文獻中沒有提到黃帝。《尚書》從堯寫起，整個一部《尚書》沒有出現“黃帝”字樣，甲骨文中也未見“黃帝”。黃帝的名號源於“五方”觀念。從甲骨文看，殷人已有了五方的觀念，卜辭中就有東南西北四土受年的記載。“四土”加上“中商”就是“五方”。五方觀念大約在西周初年開始演化為“五方色”的觀念，以“五色”顯示“五方”。《逸周書-作洛》載：“周公……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周人起於黃土高原的陝地，以黃色為貴。沿襲殷人五方觀念，周人也將天下劃分為五方，並以五方色稱五方之帝。王權所在地洛陽為中土，中土為黃，則國稱“中國”，帝稱“黃帝”。《淮南子-天文》說：“中央土也，其帝黃帝”。黃帝在周代的出現，與當時的政治理念有關，是周族加強對四方各族統治的需要，也就是說，黃帝只不過是一種政治理念的形態化[10]。人們對於歷史的認識的本身也是歷史性的。歷史事實是一回事，對歷史的記憶是一回事，對於歷史的表述又是一回事。史前時期，文明初開，歷史記載全憑口耳相傳，由於歷史意識本身的歷史性，先民們探究和傳誦歷史時，難免會因為歷史意識的侷限和出於人為的目的而附會歷史，因而可能有虛構和想象的成份。對此，顧頡剛先生提出中國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的觀點，也就是說，古人對上古帝王及其世系的創造過程，是做加法，逐漸敷衍產生的。那麼我們在對古史帝系做研究時，則應採用做減法的方法，既不可把神話當成歷史，也不可僅憑史籍的記載而斷然結論，對歷史文獻，也應歷史地去看，參照考辨，去偽存真，溯其流，探其源，廓清歷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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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來源:中醫詞典）

伏羲，一作宓羲、包犧、伏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