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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元二十一年(805年)九月,革新派的其他主要成員均被出為遠州刺史,其中柳宗元得邵州(今湖南邵陽)。

但後來朝議以為處之太輕,十一月七日,貶韋執誼為崖州(今廣東瓊山)司馬。十四日,柳宗元等在赴譴所途中,又加貶為遠州司馬。韓泰虔州(今江西贛州)、陳諫台州(今浙江臨海)、劉禹錫朗州(今湖南常德)、韓曄饒州(今江西波陽)、凌準連州(今廣東連縣)、程異郴州(今湖南郴縣)、柳宗元永州(今湖南永州)。

這就是歷史上的“二王八司馬事件”。

中唐歷史上的一次轟轟烈烈但卻十分短暫的政治革新,就以其主持者的流貶而告終了。

“永貞革新”是中唐時期少數不滿現實的朝官,為打擊宦官和藩鎮,加強朝廷權威,而進行的一場政治革新鬥爭。他們採取的是在朝廷上層奪權的辦法,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革新派的執政策略也有問題。這些人急功近利,又有著統治階級內部鬥爭中必然帶有的宗派習氣,排斥了許多本來對他們表同情的人,以至後來的關鍵時刻,連他們倚重的杜佑、杜黃裳都不支援。

韓愈後來批評柳宗元“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柳宗元自己也承認,當初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自而息,挺而行,躓而伏。”

一個新起的執政力量,難免魚龍混雜,其中有些人結黨營私,貪汙受賄,這就給了攻擊他們的人以口實。

所有這種種因素中,其中最重要、最關鍵的是沒有真正可依賴的政治力量做靠山,革新派全靠李誦而起,也因李誦的倒下而伏;當李誦病重這一新情況出現時,革新派未能及時調整方略,建立新的聯合戰線,導致“永貞革新”的最終失敗。

這次革新是有進步意義的,在歷史上起了一定積極作用。針對統治集團內部已經暴露出來的強藩割據與宦官擅權這類嚴重矛盾,無論是哪一個皇帝在位當政,都將會採取必要的新措施去加以解決。這是加強李唐王朝中央集權統治唯一出路。

後來,在憲宗一朝裡,李絳、裴等人與宦官吐突承璀、保守派官僚李吉甫的鬥爭,以及元和三年牛僧孺等的對策,走的實質上是“永貞革新”的路子,並取得了當時朝廷與藩鎮鬥爭的暫時勝利。

然而,對柳宗元來說,“永貞革新”的失敗是他後半生政治命運的轉折點。他從“超取顯美”的高官一落為“自度罪大”的流囚。這種不平常的遭遇和社會地位的變化,更給了他以很大的教育。現實的打擊,當然也帶給他個人某些消極的東西。

這次失敗的鬥爭經歷加深了他對社會的認識和對統治階級的批判,堅定了“輔時及物”、“利安元元”的理想,也給他接觸和了解社會下層創造了條件。

儘管離開了朝廷政治鬥爭的中心,但柳宗元進入了一片新天地、一個新境界。

唐代京官出了事貶為外官,原系慣例,柳宗元本官為從六品上階的禮部員外郎,永州司馬也還是從六品上階,至少從明面上看,官階並沒有降低,但柳宗元的永州司馬,還有個不能忽視的註腳:同正。

同正的全稱是“員外接同正員”,即在原有的編制之外設定,享受同正式官員一樣的待遇,所以他這個永州司馬抵達貶所之後,並不取代原有的州司馬職務。

這一處置內涵頗豐富,並非只是換個地方做官而已。

永貞元年九月,柳宗元帶著年近七旬的母親,前往遙遠的南方,開始了他十年的貶逐生活。同行的還有母親盧氏的侄子、他的表弟盧遵和堂弟柳宗直。

他們經過洞庭湖,上溯湘江艱難前行,情狀十分淒涼。時近初冬,白天陰風呼嘯,密雲壓頂,傍晚又下起了綿綿細雨。睹景生情,柳宗元心中充滿了怨憤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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