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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了宦官和藩鎮。
在朝臣之中,宰相賈耽、鄭瑜等始則首鼠兩端,繼而相次歸臥,取不合作態度。特別是神策軍權掌握在宦官手裡,謀奪軍權的失敗,已預示了革新事業慘淡的前景。
王叔文等人做為新進的官僚,從一執政就受到反對派的攻擊,朝臣中有人公開表示:“吾不能事新貴“。侍御史竇群攻擊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連王叔文在戶部的僚屬孟簡等都起來反對他。
四月的立太子問題,王叔文集團更是受到了重大挫折。
由於王叔文集團所依靠的李誦是個重病纏身的人,皇儲的選擇就決定著他們事業的未來命運。在君主專制的時代裡,任何人搞革新都要取得皇帝的支援。
李誦的長子李純,是王叔文革新事業的反對派。依據柳宗元《六逆論》的觀點,擇嗣之道不計嫡庶,而要看是否“聖且賢“,這當是王叔文一派的共同看法。因此,王叔文等人預謀排斥李純,另立太子。這就給革新派種下了禍根。李純即位後對包括柳子在內的“二王八司馬“從嚴懲處,在皇位問題上的積怨是個主要原因。
李純立為太子,整個鬥爭形勢急轉直下。在朝廷內部,正如李誦即位前許多人看到權勢所在趨附王叔文一樣,這時許多人轉而投靠保守派。
宰相中如高郢、賈耽等一開始就是態度曖昧,等待觀望,這時都轉而對王叔文取抵制態度。就是被視為革新派在朝廷的支柱的韋執誼,看到王叔文大勢已去,轉變風向,去極力討好反對派。
宦官俱文珍等勾結強藩,對朝廷施加壓力。荊南節度使裴均、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河東節度使嚴綬等三大藩帥交章論奏,逼迫李誦退位,要求李純監國。
韋皋的奏章中寫道:“今群小得志,隳紊紀綱,官以勢遷,政由情改,朋黨交構,熒惑宸聰……危殿下之家邦,傾太宗之業“。在內外交攻之下,王叔文等人已逐漸失去了實際的權威。
王叔文借用杜甫詠諸葛亮的詩句,發出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沾巾“的喟嘆。他已自覺到改革事業失敗的必然性。到了六月,王叔文母劉氏病故,他只得停官守喪。
這樣以來,韋執誼不用其語。王伾託杜佑出面,請起復王叔文為相,且總北軍,不得;又請為威遠軍使平章政事,又不得。三次上章論奏,均未成功。他只好託病不出。到了八月四日,李誦被迫退位。九日,李純繼帝位,尊李誦為太上皇,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李純登基為憲宗,標誌著“二王、柳、劉“的革新事業徹底破產了。
憲宗登基的第三天,就開始對順宗朝執政的革新派代表人物加以貶黜。王叔文貶為渝州(今重慶)司戶,伾王為開州(今四川省開縣)司馬。這實際上是把他們交到了革新派的敵人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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