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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溼處,花重錦官城。

……

(二)

杜甫的死,與大唐由盛轉衰,似乎有著必然的關聯。

本來,杜甫生活在開元盛世,應該不至於晚景淒涼。

詩聖的顛沛流離,和百姓的水深火熱一樣,都是拜安史之亂所賜。

唐玄宗李隆基主政伊始,改年號開元,以果斷強悍的手腕,掃清了武則天去世後危機重重的政局,勵精圖治,開創了偉業。

唐玄宗的“上半場”是賢明君主的典範。他知人善任,連續任用了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等良相,一時間政治清明,國富民安,達到了大唐盛世的頂峰。

但令後世不勝唏噓的是,“下半場”的唐玄宗就像換了個人,成了無道之君的典型。他任用李林甫、楊國忠這兩個奸相,把國事都交給他們,自己沉迷在楊貴妃的溫柔鄉里。

不久,張九齡所言安祿山“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不幸應驗。

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安祿山與史思明背叛中央王朝,發動了戰亂。

這是一場地方軍政勢力是同中央王朝爭奪統治權的內戰,也成為了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這場內戰使得唐朝人口大量喪失,國力銳減。因為發起反唐叛亂的指揮官以安祿山與史思明二人為主,因此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於其爆發於唐玄宗天寶年間,也稱天寶之亂。

有人統計,現在的語文課本從小學到高中共選杜甫詩十五首,考察這些詩作的背景,會發現它們多數都寫於安史之亂。確實,杜甫詩作不論從數量還是水平,都在安史之亂中達到了最高峰,可以說正是安史之亂成就了杜甫“詩史”、“詩聖”的地位。

都說“國家不幸詩家幸”,經歷了安史之亂的詩人杜甫則是幸也不幸。幸運的是,他的詩作昇華於亂世;不幸的是,他因亂世曾成為叛軍的階下囚,又因亂世而過早離世。

杜甫生於開元前一年,他的少年和青年時代是沐浴在真正的盛世中的。他出身文學世家,先祖是晉代儒將杜預,祖父是初唐的“文章四友”之一杜審言。少年躬逢盛世,家境又不錯,那時的杜甫可不是後來我們熟知的憂憤沉鬱的形象。初中課本所選的《望嶽》,最能代表當時杜甫意氣風發的心態。

此詩作於開元二十四年。當時杜甫二十五歲,之前曾到洛陽參加科舉考試,未中舉。沒中就沒中吧,反正還年輕,這太平年景,機會多著呢,於是杜甫前往山東,在時任兗州司馬的父親那裡住了好幾年。後來,他又和朋友在河南、河北一帶漫遊,其中就有李白。這段日子,在杜甫的筆下形容為“裘馬輕狂”。

即便是盛世,也不能總是“裘馬輕狂”,當杜甫結束了壯遊,打算循規蹈矩的走功名之路時,卻趕上了盛世的下半場。

杜甫於天寶六載三十五歲時再赴長安應試,結果奸相李林甫一個都不錄取,對唐玄宗說因為盛世治理的好,已經“野無遺賢”了。這下可苦了杜甫,進取之路被阻,他困守長安八年。

天寶十四載(755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願意任此“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低階官職,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開始還是難以接受,但此時他已年四十四,為生計不得不接受了這一所學無用的官職。

授官之後,杜甫回奉先縣(今陝西蒲城)探望妻兒。誰知剛進家門,杜甫就聽到妻子嚎啕的哭聲、幼子餓死的噩耗:“入門聞號啕,幼子飢已卒”。

悲憤之下,結合回鄉一路所見,杜甫寫下了長詩《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其中有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窮年憂黎元,嘆息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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