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8章 工商稅變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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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才大致明白是怎麼個邏輯——

毫無疑問，這個單次收費額度的演算法，李素也是輕易借鑑了後世的常識。

畢竟，運河不光有鴻溝、邗溝那種千里或數百里轉運型別的。

更有未來的南陽-潁川運河和靈渠那種絕對距離雖短、但修建難度極高、溝通兩大重要水系、能顯著節約水運總里程型別的。

如果按照運河裡程收的話，那朝廷就只有積極性去修前一類運河，而不會修後一類了，這裡面必須平衡一下。

就好比後世的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的收費標準，根本跟運河本身里程是一百海里還是二百海里毫無關係。

蘇伊士運河是按“你不走這兒，繞整個非洲要多開一萬八千公里，所以我的運河透過費應該按你少走了一萬八千公里的幾成來算，最終你走運河還是賺的”。

同理巴拿馬運河也是按照“少繞一個南美洲，節約一萬兩千公里成本”來算的。

古代華夏王朝數學治理不好，也沒有統治者這麼算賬過，但李素就是把這個算賬模式引入了，確保官商都有得賺，最快速度收回投資。

比如就拿他現在要修的南陽-潁川運河，別看河道才七八十里。但李素是按照“走運河從荊州到豫州，基本能節約兩千一百里水路，或者節約八十里陸路車載運輸和兩次換船裝卸”來計算節約額的。

當然要注意，這裡面的表述有一個“基本節約兩千一百里水路”，並不是一概而論。

因為這是以“原先從江陵或者武昌走長江到蕪湖濡須口、再轉淝水淮河潁川到許昌，現在改成江陵或武昌直接往北走漢水和運河”來算的平均值。

實際上如果是從宛城到許昌，你非要頭鐵走水路還不換船的話，能省兩千八百里，這是最極端的情況。

而要是從武昌更下游城市啟運，比如柴桑，那節約里程說不定只有一千里。同理你要去的目的地不是許昌而是黃淮更下游區域，節約也沒那麼明顯。

就好比走蘇伊士運河的海船，如果出發點不是歐洲到亞洲，而是本來起運就在非洲，那當然省不掉“節約掉繞整個非洲里程”那麼多，起步就已經在半道上了。

所以為了公平起見，李素在算南陽-潁川運河節約里程時，是按照保守值算的。從江陵出發的物資（所有未來益州產出的物資要去北方，都得經過這個點，所以這個點最有代表性）能節約兩千裡，李素實際上折半只算節約一千里水路。

而收費部分是按理論節約成本五五開，官商各佔一半利，也就是“相當於水路走五百里的運費”。

商人覺得交相當於船隻五百里運費的過路費還是划算的，賺到的更多，那你就走運河。覺得不划算，那就跟寧可繞非洲不走蘇伊士運河的現代商人一樣，雙向選擇童叟無欺。

大多數乍一聽這個數字的文官，下意識覺得劉巴和李素的過路費收費標準太黑了。

直接相當於五百里水路運費？那豈不是遠遠超過一船貨物貨值的百分之二？那可比原本的傳統過路關稅貴多了！

但轉念一想，這些新基礎設施就是朝廷籌資建的，覺得不划算不走不就是了麼，朝廷又沒逼你走。錢的事情讓商人自己去算賬決定劃不划算，買定離手，倒也靠譜。

這只是給人民多一個選項，標價高一點又何妨？

“如果只是這樣算賬，似乎變法之後，‘過路商稅’、‘過路費’分開，看似運輸環節收的稅少了，朝廷在民間商人運輸環節收的總錢數，反而有可能上升。

不過這是建立在民間商業繁榮、原本不願意跑的遠途貿易都被激發出來的情況下的，所以倒也不是與民爭利，是憑空多出來的流轉之利，官民分享……”

一些文官內心不由自主如此認為，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