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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他從維護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高瞻遠矚,獨倡王道,意在反對暴政,反對戰爭,提倡仁愛,提倡禮義,藉以緩和矛盾,發展生產,從而達到天下統一、長治久安的目的。這是符合當時人民的願望的,也表現出孟子對在死亡線上掙扎的人民的深切同情。現在面對宣王的問題,該如何回答呢?桓文之事,孟子並非真的不知(在《論語》和《孟子》兩書的其他篇章中都有所評價),而是不願講,不屑講;可是如果直接這樣回答,那麼談話就無法再進行下去,而孟子要想說服宣王行王道的意圖,更是無法實現。於是孟子一方面保持他的“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盡心下》)的豪邁氣概,另一方面又巧妙地採用“求同”的戰術,設法把對方引入自己所要勸說的範圍之內。他用“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的話,就輕輕把宣王的問題推掉;接著又用“無以,則王乎”一語,把問題拉到自己鋪設的軌道上來:真有一種高屋建瓴之勢。儘管宣王對王道並不熱心,可是他有“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的大欲,也就是說,希圖能夠統一天下,而行王道可以不戰而統一天下,這“統一天下”,正是孟子所要“求”的“同”;宣王也想聽聽,於是又有“德何如,則可以王矣”的再問。孟子及時抓住這個機會,用極其明確的、斬釘截鐵的語言提出自己的政治觀點——“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並以此作為全篇立論的總綱,真乃“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陸機《文賦》)。孟子的這一觀點,正是他的“民貴君輕”、“得民心斯得天下”的民本思想的體現,是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的。
二、因勢利導,層層緊逼。
孟子是很善於根據對方心理,因勢利導地進行說理的。孟子深知宣王雖然頗有興趣地問“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可是實際上宣王非但沒有“保民”的行動,甚至連“保民”的念頭過去也根本沒有動過。因此,如果在這時就直接向宣王宣傳“保民”的做法,是根本沒有基礎的,在論辯上就不能求速勝(欲速則不達),而應採用因勢利導、由近及遠、由小及大,欲擒故縱、步步緊逼、窮追不捨的方法,以求全勝。請看文中四大論辯回合的表現。
首先,幫助宣王樹立起“保民而王”的信心。誰都知道,善於發掘對方的長處,也就容易討得對方的歡心。在這一回閤中,孟子抓住“以羊易牛”這件小事,抓住宣王說過“吾不忍其觳觫”這句話,大做其文章,先肯定宣王有不忍之心,而此心正是能“保民而王”的基礎。但孟子並不滿足於自己來下結論,於是又借“百姓皆以王為愛(吝惜)”這一誤解,並特意強調“以小易大”,讓宣王陷入窘境。這時“王笑曰”的“笑”,乃是一種無可奈何、自我解嘲的笑。接著孟子代為辯解,幫他擺脫困境,肯定“是乃仁術”,並且說不光你宣王是這樣,君子也都是這樣。這就使得宣王十分高興,把孟子看成是“深知我心”的人。經過這樣一擒一縱,孟子不僅向宣王宣傳了有了“不忍之心”,就可以“保民而王”的道理,而且博得了宣王的歡心,大大縮短了彼此的思想距離,取得了第一回合的勝利。
接著,解決宣王主觀上“為”與“不為”的思想矛盾。宣王被孟子說動了,但還是不明白為什麼不忍之心“合於王”的道理,說明他的思想基礎仍很薄弱,他的思想矛盾還是沒有解決。如果這時就直接告以“老吾老”“幼吾幼”的推恩方法,那隻能是一種生硬的灌輸,效果肯定不佳。必須首先解決他思想上的矛盾,使他明確意識到自己是完全能夠做到“保民而王”,目前之所以未能做到,“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於是孟子連續用了三個貼切生動的比喻,由小及大,由此及彼,讓宣王自己開動腦筋,既作出了否定判斷,又提出了問題;然後亮出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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