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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應該想著如何去追求利,而是建立起公正、正義,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良善關係。

司馬遷說:“餘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司馬遷這裡所說的利,就是孟子所否定的利,也就是隻講個人需要不講道義原則的利。所以我們不應只看到利,還應看到利背後的義,只有建立起義,建立起合理、公正的秩序,才能更好地追求利。這是兩千年前孟子給我們的啟示。

需要說明的是,孟子並不一概反對物質利益。《孔叢子》中子思與孟子的一段“對話”,將義利的關係講得更為清楚。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

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

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雜訓》)

這段文字與前面孟子與梁惠王的對話顯然具有某種聯絡。前文孟子主張“何必曰利”,這裡“子思”卻主張“先利之”;前面是孟子教導梁惠王,這裡卻是子思教導孟子。說明這段文字是針對孟子與梁惠王的對話而發,是對前者的一個補充和回應。不過據學者考證,子思與孟子年代相距較遠,二人不及相見。故《孔叢子》中的這段文字並沒有事實的根據,而可能是出於子思或孟子後學之手,意在說明經過子思的“教誨”,孟子也重視起民眾的利益了。這雖然是虛構,但衡之以孟子“制民之產”的主張,也是符合孟子思想的。《孟子》上文中的“利”是指君王的“大欲”,故孟子主張“何必曰利”,而此段文字中的“利”是指民眾的物質利益,故“子思”主張“先利之”。在孟子等儒家學者看來,執政者本來就是要為天下百姓謀取、創造利益的,執政者若奉行仁,遵守義,百姓安居樂業,各得其所,“此皆利之大者也”;若執政者拋棄了仁,違背了義,百姓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流離失所,甚至鋌而走險,“此為不利大矣”。所以,義和利實際是統一的,或者說應該是統一的,這裡“義”是指道義和公正、正義,“利”則是指社會的整體利益,指民眾的物質利益。強調義利的統一,是孟子義利之辨的第二個層面。

故本章雖然是談義利,但與孟子所主張的仁政、王道也是密切相關的。以民眾的物質利益為重,對內實行仁義的是仁政,透過“得民心”使天下歸附的是王道;而“以富國強兵為利”,片面追求物質利益的是暴政,透過武力擴張使天下臣服的是霸道。重視義還是重視利以及如何看待義利的關係,乃區分仁政與力政、王道與霸道的重要根據。故以下幾章主要圍繞仁政、王道展開論述。本章可與12.4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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