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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劍”一節以知、勇等作為最高的道德規範,可證此文非莊周一派所作。按當時歷史與莊辛的經歷,只能是由楚暫居於趙國的莊辛。此前莊辛因諫楚襄王未果而離楚之趙,在趙國停留十月,期間受趙太子悝之請,說趙惠文王。當時趙惠文王(前298—前266)正熱衷於觀擊劍,本文應是在莊辛勸諫趙惠文王的辭令基礎上寫成的(參《莊辛——屈原之後楚國傑出的散文作家》,見《屈原與他的時代》)。其開頭與結尾當是傳抄中所補,關於《說劍》作者是否為莊周或莊周一派,北宋以來一直有人懷疑。孫鑛說本篇“事與辭俱非莊派,只是戰國時策士遊談,正與《弋說》及《倖臣論》相似”(宣穎《南華經解》引),《弋說》即《史記·楚世家》所載的“楚人以弋說楚襄王”,《倖臣論》即莊辛《諫楚襄王》。孫氏將其三者合而觀之,甚有見地。今人羅根澤以之為“縱橫家託之莊子而造出來的故事”(《諸子考索》)。錢穆則明確提出其作者為莊辛(《先秦諸子系年》),可謂獨具隻眼。

本文結構上同樣是由一小段敘述文字交代原委,引出人物成客主之辯的框架,主體部分論“天子”“諸侯”“庶人”三劍成駢聯鋪排的形式,而又在內容上、思想上成遞進之勢,主體部分文字也極盡誇張之能事。《文心雕龍·詮賦》雲:“述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又本篇末尾點出全文之旨,與開頭相照應(姑視開頭一小段後人所加為“序”),也即《詮賦》所說“既履端於倡序,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寫送文勢”。文中以中原各國及燕齊之地勢以喻劍,表現了一種統一天下的政治眼光,以開闊趙惠文王的心胸,激勵他的政治抱負,是很有深意的。行文氣魄宏大,比喻也很貼切。燕溪石城在最北,故喻為鋒;齊代稍南,左右並列,故喻為兩刃;趙衛南北相接,而地處正中,故喻為劍脊;周宋又南,左右相距稍遠,故喻為劍珥;韓魏在周宋之間,南北縱列,故喻為劍柄。論治國之道卻避開治國言辭,據趙惠文王之所好以治劍為喻,而且語言整飭,很富有文學性。以下論諸侯之劍、庶人之劍與論天子之劍文字駢聯並列。透過具體描寫說明作為一國之君應有之選擇,說理透徹,又有感染力。所以我們把本篇與莊辛的《諫楚襄王》也作為賦來看。實際上,它們與唐勒的《論義御》、宋玉的《風賦》《釣賦》極為接近,反映了賦體文學在其早期階段與散文、小說等多種文體並生的狀態。

本賦之所以可以作為小說來看,因為它並不像其他賦作那樣是對諷諫辭令以及遊說活動的客觀反映。從其史料價值說,所寫莊辛勸說趙惠文王之事,宏觀上自然是真實的,但是其中的細節,卻帶有誇飾與想象的成分。文中把趙惠文王的好勇無謀、盲目浮躁以及強於外而脆於內的特徵表現得淋漓盡致,這些內容恐怕不是當時所敢說出的,莊辛那段精彩絕倫的議論,也不一定是當時真實的記載。因此,本篇應是勸諫之後的追述之作。這就與小說的性質相合了。當然,賦中所蘊含的君明、臣賢、政通人和、國強民安的政治理想,既與莊辛的《諫楚襄王》相一致,也遠遠高於當時一般的縱橫之士。從這一點來說,南宋褚伯秀所說:“《說劍》一篇,辭雄旨偉,鏗鏘千載,豈浪鳴哉!”(《南華真經義海纂微》)確非溢美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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