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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段文字(第十九段)加以論述。他的創作發生論是建立在感物的基礎上的,倡導的是文能逮意與意能稱物的寫作路線。在作品內部,他還明確提出了“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的以理為主、文與理相結合的主張。陸機提倡“妍”與“豔”,重視藝術形式,強調音韻動聽,詞采華美,並不是《文賦》的侷限,相反,這是文學逐漸繁榮以後文學自身獨立意識的覺醒,是文學發展過程中的規律性的現象,反映了陸機對文學特點認識的深化,對於提高六朝文學的藝術性是有促進作用的。而六朝文學的藝術成就,又是唐詩繁榮發展的重要前提條件之一。至於六朝文學的形式主義與唯美主義的弊病,那是另一回事,陸機是不能任其咎的。
與其他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論著相比較,《文賦》在表現上具有抒情性與形象性相結合的顯著特色。作者用的不是冷筆,而是熱筆,筆調充滿感情,富有詩意。如談行文樂趣(第四段),論構思(第二段),說靈感(第十八段),作者如身臨其境,寫得筆飛墨舞,神采飛揚。有時作者乾脆採用第一人稱的口吻描述或議論,如“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第十段)、“雖茲物之在我,非餘力之所戮;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第十八段)。“普辭條與文律”一段(第十七段)自謙不足,更是全用第一人稱寫成。作者如對親朋好友,娓娓而談,令人倍感親切。陸機在《文賦》中就指出過:“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他本人的情況恰好相反。他對寫作一道甘苦備嘗,對寫作中的是非得失態度鮮明,因而雖是理論文章,仍能寫得極富於情韻,神氣充盈,生動感人。與抒情性相共生的,是形象性。《文賦》雖是一篇論說文,但並不採用抽象的邏輯推理,而是採用形象地再現的方式。具體寫法多種多樣:有時以具體寫抽象,以部分代全體,如以“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寫“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清劉熙載所謂“以鳥鳴春,以蟲鳴秋”(《藝概·詩概》),指的正是這一類寫法。有時則藉助比喻,如論獲得了文意以後,進入表現階段時的情況:“於是沉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層)雲之峻。”以釣起深淵中銜鉤之魚比喻遣辭的艱難,以飛鳥被箭迅速墜落比喻行文的順暢,說明無論難易,都應精心探求,以使詞與意相稱。陸機還特別喜歡用音樂比喻寫作,一半以上段落中都有這一類比喻,如“悽若繁弦”(第九段),“譬偏弦之獨張”(第十一段)等。至若“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弦而遣聲”(第十六段),更是以音樂、舞蹈同時作比了。文學與音樂以至舞蹈,都是藝術的創造。以音樂舞蹈作比,引譬連類,浮想聯翩而來,有助於加深對文學的感性印象。有時,作者還採用擬人化的手法以加強作品的形象性。如“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第五段),意思是文詞如樂伎,充分表演,任人挑選;文意如同匠人,根據命意的需要,決定對詞句的取捨。此外,還藉助典故以加強作品的形象性。如“是蓋輪扁所不得言,亦非華說之所能精”(第十六段),以《莊子·天道》中輪扁斲輪的典故,說明寫作時“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的可以意會而難以言傳的情形。
抒情性與形象性相結合,這就是《文賦》雖是一篇理論文章卻顯得文采斐然、情韻動人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運用賦的體裁與富於文學性的寫法,對於充分展開理論的論證是有所影響的,《文賦》在後世引起的種種爭議,與它本身缺乏應有的概念的明晰性,多少是有些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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