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宋】司馬光《諫院題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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諫院題名記

作者：【宋】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

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1]。慶曆中，錢君[2]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佑八年，刻著於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註釋：

[1]“天禧初”三句：《宋史·真宗紀三》載天禧元年（1017）二月，“置諫官、御史各六員，每月一員奏事，有急務，聽非時入對”。[2]錢君：疑為錢明逸。錢明逸（1015—1071），字子飛，錢易之子，錢惟演之侄。慶曆四年（1044）為右正言，諫院供職。六年擢知諫院（見《宋史》卷三一七《錢惟演傳》附《錢明逸傳》和《續通鑑長編》卷一五三、一五九）。

賞析：

宋代設諫院，始於仁宗明道元年（1032），其長官為“知諫院事”。這之前，分屬門下省和中書省的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左、右正言，雖名為諫官，但除非皇帝特旨供職，並不得諫諍。諫院主管規諫諷諭，凡朝政缺失，百官任非其人，各級官府辦事違失，都可諫正。司馬光於嘉佑六年（1061）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本文即作於嘉佑八年知諫院任上。文章的主旨在於闡述諫官的重大責任以及諫官應有的品德。景佑三年（1036）歐陽修寫有著名的《與高司諫書》，痛斥身為“耳目之官”（指諫官）的高若訥，“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以致“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可見此文並非憑空而發，實乃有感而作，在當時自有其現實意義。

全文不足二百字，首段為議，次段為記。議的特點是周詳無遺，記的特點是簡潔利落。議和記兩部分截然分開，看似遊離，實則緊密相關，都是為了說明同一個主旨，即身為諫官之人，當“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

我們先看首段議論部分。“古者諫無官”，用意不在此，而是為了說明“無不得諫者”。《淮南子·主術訓》雲：“堯置敢諫之鼓”。相傳堯時曾設鼓於庭，使民擊之以進諫。古時雖無諫官，但人人都可以進諫。到了漢代，才開始設定諫議大夫，專掌指陳朝政缺失之職。行文至此，從“無（諫）官”到“置（諫）官”，說明了諫官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因而接下來關於諫官“為任亦重矣”的議論，就是水到渠成之筆。既然責任重大，身為諫官，就有個怎樣盡職的問題，作者是從方法和品德兩方面來闡述的：就方法講，“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就品德講，當抱定不為自身謀名逐利的宗旨。“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諫官本無什麼實權，看上去與“利”沒有什麼關係；但諫官的名聲很重要，聲名狼藉的諫官，又怎能取信於人呢！這兩句話非常深警，堪稱哲理名言。以上僅一百字的篇幅，行文卻如此周詳，面面俱到，十分難能。文字的簡潔利落，在首段已經得到了體現，不過那是在議論中體現出來的，次段卻體現在記敘中。以天禧、慶曆、嘉佑三個年號冠頭，將設定諫官、諫院題名、易版為石三件事交代得清清楚楚。四十個字，跨越四十餘年，可謂惜墨如金。

大凡作文，起筆和收筆都很重要，短文尤其如此。本文起筆突兀，收筆凜然，為文章增色不少。作者記諫院題名，落筆首句卻是“古者諫無官”，不讀下文，誰知道作者從何說起呢！如此陡峭之筆，增強了文章的吸引力。收筆“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奸邪）”，面對後人“歷指其名”作不留情面的評判，誰不凜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