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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作者卻不然。他用精練、簡短的文字敘完亭子修建的緣起、位置和景色後,便以大量的筆墨描述“鶴”,鶴的蹤跡與意態翔舞全文。鶴是山人之鶴:“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山人朝朝夕夕就在這新建的亭子裡,對著西山缺處放鶴、招鶴(“放鶴亭”由此得名)。二鶴放浪山野,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或“高翔下覽”,“翻然斂翼”,或又“矯然復擊”,在廣袤無垠的天地之間,高飛遠引,自由往來。鶴被描寫得如此“清遠閒放”,儼然“超然於塵垢之外”,作者自然另有用意,其意旨在以鶴狀人,將鶴來比喻其主人這位隱君子。此比於理論上既不牽強,作者引經據典道:《易》和《詩》的作者都拿鶴來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在感性認識上也是形象可信的,我們從二鶴無拘無束、任意翱翔的浮光掠影中,不是分明看到了山人的逍遙自在、悠然閒適的風神儀態嗎?作者以不無羨慕的筆調描寫出了張天驥的隱居之樂。為了充分表達他對隱居之樂的觀感,又拉南面之君來對比。在酒筵上,他告訴山人說,隱居的無限樂趣,即使是統治一國的君主也不能相比。緣何?因為同是鶴,如山人這樣的隱逸者,拿它做玩好物,乃有益無害,其樂無窮,而衛懿公愛好養鶴,竟因此亡了國;同為酒,似劉伶、阮籍一類德高行潔的隱士,賴酒保全自己並留名後世,而君王好酒,卻要遭到告誡,如周公作《酒誥》便是訓誡康叔,衛武公作《抑戒》便是警戒自己。由此,作者得出結論道,同是好鶴好酒,因人不同(隱者或君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這一段議論,言之鑿鑿,信而有徵,真可見得南面之樂,無以易隱居之樂了。而又妙在,兩兩相較作為論據的一“鶴”一“酒”,得來的也極其自然:鶴是題內原有之義,酒則從“飲酒於斯亭而樂之”句拈來,為當筵指點之文。高手人作文,堪謂“無一字無來處”了。
作者以極其歆羨的態度讚頌了張天驥的山林隱逸之趣,不料卻因此而遭到了時人的責難。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五記載說:“或問東坡:‘雲龍山人張天驥者,一無知村夫耳。公為作《放鶴亭記》,以比古隱者,又遺以詩,有“脫身聲利中,道德自濯澡”,過矣。’”而東坡則笑曰:“裝鋪席耳。”“鋪席”為宋人俗語,意即“門面”。這段對話說明,即便在當時,依舊有人不曾吃透文章,以為作者在無端抬高、歌頌張天驥這一“無知村夫”。而作者的詼諧答辭則又透露出了其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訊息:無非是借說山人來寄託自己的感慨罷了。
那麼,作者彼時有何感慨,又因何不直白,卻要借山人來做文章?原來,作者因上書批評新法,開罪了變法派,不安於朝而於熙寧四年(1071)自乞外任,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打擊。至作本文之時業已第八個年頭,他仍然浪跡在外,不能還朝,心頭難免產生抑塞之感。仕既不如意,隱亦不能得,因羨山人之閒放,慨自身之受束,便措辭巧妙地表白自己對隱逸生活的嚮往,對黨同伐異的官場的厭惡與不滿。他在上引“澡”字韻的同一詩篇(《過雲龍山人張天驥》)中寫道:“吾生如寄耳,歸計失不早。故山豈敢忘,但恐迫華皓。從君好種秫,斗酒時自勞”,可以透見此種心情。
作者曾盛讚唐代詩人兼畫家王維的詩是“詩中有畫”,而一身榮膺散文家、詩人、畫家等等稱號的作者本人,其《放鶴亭記》這篇文章,則又可謂是文中有詩亦有畫了。文於中間縱論隱居之樂後,本已成言訖意盡之勢了,不料作者手中那支生花妙筆,又以楚辭筆法撰出“放鶴”“招鶴”二歌詩來輕輕收住全文。歌辭既清曠,意緒亦飄忽,使文章更富韻致而耐人吟味。寥寥短幅之中,畫意又較詩意為濃。不僅二鶴之一招一式皆可成畫,即如山人之一舉一動:“升高而望”、放鶴招鶴、“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作者與山人樂於其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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