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宋】蘇軾《答張文潛縣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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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特別可笑了。蘇軾進而指出，蘇轍的《黃樓賦》也不是在模仿自己，而不過是自己好的文章達到了《黃樓賦》的水平罷了。作者這裡不單是自謙，且有兩層深意：其一，作者主張學無常師，文章也沒有什麼既定的格式，要按照自己的生活感受來寫。《黃樓賦》之所以有雄厲之氣，在蘇軾看來，正是因為蘇轍主觀上“欲以警發憒憒者”的結果。這實際是在肯定張耒文章成就的同時，進一步提出更高的要求，希望他取得突破性的進展。蘇軾的這種主張是一貫的。他《自評文》就說：“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他在《答謝民師書》中也稱讚謝之詩文“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其二，與此相聯絡，蘇軾的自謙表現了他不以文章宗師自居的襟懷。儘管蘇轍是他的弟弟，但他充分尊重蘇轍的創作個性，所以他絕不會代替蘇轍作文章。這也等於對張耒說：你雖是我的門生，但我也絕不要求你一味學習模仿我和蘇轍，你儘管按照自己的生活體驗去創作。這就為下段批判王安石“好使人同己”，“欲以其學同天下”張本。所以，這段內容雖重要，但還不是全文的重心所在。

全文的重心在後兩段，中心內容是批判王安石利用手中的權力廢止先儒之學，以私家之學取天下士的行為，勉勵張耒和其他門生一起為恢復先儒之學，“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而盡力。

《宋史·王安石傳》載：“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為‘斷爛朝報’。”本文批判王安石“患在於好使人同己”，“欲以其學同天下”，就是指此而言。蘇軾指出，王安石這樣做，造成了嚴重後果：“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作者譴責王安石有背先師孔子的遺則，譏諷其“新義”有如一塊鹽鹼地，只能培植出一片黃茅白葦。

應當指出，王安石的做法雖有片面之處，也因此產生某些流弊，但他不迷信先儒傳注，勇於發揮“新義”，也有其可取的一面，而且對促進學術發展也當有一定的積極影響。蘇軾（也包括後來的《宋史》作者）對此一概否定，未免偏頗。

但蘇軾這樣做也有他的目的。這封答書作於元佑元年（即公元1086年。王文誥《蘇詩總案》列於上一年即元豐八年底）。是年，哲宗新即位，起用舊黨，司馬光、章惇等人掌權，蘇軾也被召回朝，由禮部郎中遷起居舍人，再遷中書舍人。司馬光等廢止一切王安石所行之法，其中也包括改變其取士之法，取締王學；同時醞釀恢復先儒之學，立《春秋》學官。從本文第三段來看，蘇軾對司馬光等的作法是贊同的。他寫這封答書的目的也正是要把這個資訊通報給張耒。不僅如此，蘇軾當時可能已經向執政者薦舉張耒並被採納了，所以他才能向張耒說：“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據《宋史·張耒傳》，張耒於縣丞任後即“入為太學錄”，可見蘇軾的話沒有落空。

這一年，黃庭堅在朝任校書郎，晁補之為太學正，秦觀為太學博士，陳師道也為太學博士，可謂人才濟濟。蘇軾再薦張耒，就是希望他和上述諸人一起承擔起恢復先儒之學的重任，徹底結束以王氏經學取士的局面。蘇軾認為自己年事已高，未來的事業全靠這批後進去開拓。所以在文章結尾，他特別就此引《詩·大雅·烝民》的句子，勉勵勸誡張耒養德自愛，擔起重任，足見他對後進的拳拳護持之心。

全文從評為文之術到論治學之德，環環相生，層層深入；讚揚門生，表白自己，則以評蘇轍之文為媒介，採用委婉含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