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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說了。)總的說來,俠和隱是兩種不同的生活態度,反映了兩種不同的行為模式,這一對矛盾能夠巧妙地統一在一個人身上,難道還不奇異嗎?作者就是這樣寫出了一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人們的社會經歷構成了各自的歷史,而歷史作為現在的過去,又必定會對現在起著或大或小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方山子的由俠到隱,由入世到出世,也不可能是思想感情上的徹底消解。作者已經從他的神情上看到了這一點:“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那麼,這種思想感情的延續之下隱藏著的是什麼呢?文章的最後似也有此一問:“餘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陽狂”二字透露了箇中訊息。原來,這些所謂“異人”的不尋常的行為乃是一種掩飾,是為了壓抑心中的激情,平息心中的矛盾。方山子不正是如此嗎?他折節讀書,原是為了有所作為,幹出一番事業,但由於無所遇合,只得被迫歸隱。他的心中怎能不縈繞著難以解脫的痛苦呢?他過去的少年壯志怎能不以某種方式流露出來呢?作者以疑似的口吻問他是否能見到那些“陽狂垢汙”的“異人”,其實,答案是肯定的。因為,他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異人,當然會同類相求。所以,作者認定,方山子“豈山中之人哉”!作者所面對的是一個受到時人注目的隱士,作者也用了不少篇幅去描寫這位隱士的生活、思想和行為。然而,在蘇軾心目中,傳主實際上又不可能完全做到和光同塵。困難在於,這後一層意思並不能直接點出,而只能用暗示的方法在由俠到隱的過程中去進行表現,其效果應該是包孕深厚,耐人尋味。要想得心應手地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於此,可以見出蘇軾傑出的創造力。
蘇軾對韓愈的道德文章一向非常欽佩。從藝術淵源上去考察,這篇傳記顯然受到了韓愈的《送董邵南序》一文的影響。韓文命意幽微,層次曲折,明為送行,實為勸阻。正如朱宗洛在《古文一隅》卷中所云:“本是送他往,卻要止他往,故‘合’一層易說,‘不合’一層難說。文語語作吞吐之筆,曰‘吾聞’,曰‘烏知’,曰‘聊以’,於放活處隱約其意,立言最妙。其末一段,忽作開宕,與‘不合’意初看若了不相涉,其實用借筆以提醒之,一曰‘為我’,再曰‘為我’,囑董生正以止董生也。想其用筆之妙,真有煙雲繚繞之勝。”過珙認為“唐文惟韓奇,此又為韓中之奇”(《古文評註》卷七),並非虛言。蘇文與之相比,不僅在思想意蘊的表現上所運用的方法相同,而且在謀篇佈局上也頗為相似。如兩篇都是先從正面加以渲染,隨著文意的展開,從字裡行間,讓人體會出意旨的轉折。甚至連末段以富有包孕性的問句作結,都可以認為是受到了韓文的啟發。
《方山子傳》中表現出豐富複雜的心靈矛盾,是蘇軾當時的處境使然。北宋神宗元豐二年(1078),蘇軾被李定等人誣以詩文謗訕新法,下獄治罪,九死一生。後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這對一向胸懷大志,希望做出一番事業的蘇軾來說,無疑是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因此,他對方山子的“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的遭遇,別有感觸。寫方山子,實際上是自悲不遇。但他方以詩文被禍,不便直言,於是才隱約其辭,語多深婉。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方山子傳》是蘇軾在黃州的心態的一種形象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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