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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事,孺子安知”(對幼子中山公詵)。作者在描寫苻堅對群臣進諫的不同態度時,恰如其分地運用“喜”、“大悅”、“默然”、“作色”等詞,對苻堅的神態作畫龍點睛之筆,生動地刻畫出他的一意孤行和武斷專橫。但作者在突出苻堅的武斷專橫時,並沒有忽視表現苻堅狡詐的一面,這主要體現在苻堅為舉兵東晉所作的一系列詭辯之中。諫臣們累言出兵東晉“天道不順”,苻堅卻說“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並舉他自己“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為例證。這些話孤立起來看並沒有什麼不對,問題是避開當時的具體形勢不談,就完全是詭辯了。這就是苻堅為自己所作的一系列辯解完全站不住腳的關鍵所在。石越強調東晉“據長江之險”的優勢,苻堅辯以“夫差、孫晧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陽平公融認為前秦“數戰兵疲”,不宜再戰,苻堅辯以當“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當朝臣為出兵之事“各言利害,久之不決”之時,苻堅不去認真分析不同意見,反而籠統地說:“此所謂築舍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眾言紛紛,徒亂人意。”直接為自己的獨斷專橫尋找藉口。苻堅對陽平公融說:“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像苻堅這樣“變通”,就無異於詭辯。這兩句話,正好是苻堅詭辯的自供。苻堅這個形象的成功,就在於作者把他的狂妄、武斷和狡詐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與他的身分是很吻合的。
與苻堅不可一世的形象相比,作者筆下的謝安就是另一種風姿了。當“秦兵既盛,都下震恐”之時,面對求計的謝玄,謝安卻“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隨後就“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甚至“遊陟至夜乃還”。然而這正體現出謝安的“廟堂之量,不閒將略”。最為精彩,堪稱絕筆的描寫是當謝安得知秦兵已敗,卻“了無喜色,圍棋如故”;但下完棋回屋過門檻時,門檻碰斷了木屐上的齒條,他也沒有發現。這是極寫謝安內心深藏不露的巨大喜悅。謝安如此強壓內心的喜悅,實不免史家所謂“矯情鎮物”之嫌。但作為刻畫謝安個性的細節描寫,卻是入木三分之筆。所以全文雖然只有二百餘字的篇幅寫到謝安,但謝安給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並不亞於苻堅。
人物語言的充分個性化,是本文的另一成功之處。前已述及,作為一個不可一世的君主,苻堅的語言特徵是狂妄自大;即使在他的詭辯當中,也帶著幾分蠻橫。而作為別有用心的阿諛之徒,朱肜、慕容垂的語言則總是極力吹牛拍馬。什麼“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啦,什麼“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啦,等等。而且,我們還可以從他們的語言中看出刻意迎合之跡。慕容垂說:“《詩》雲:‘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眾!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這與苻堅“築舍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的詭辯之詞,如出一轍。而像權翼、石越、陽平公融等忠直的諫臣,他們的語言則表現出情真意切、據理力爭的特點。沙門道安和張夫人是身分較為特殊的兩個人物。作為一個僧人,道安不便像其他朝臣那樣就事論事,直言相諫,所以他的勸諫之言顯得含蓄委婉。張夫人的諫言從“天地之生萬物”說起,兜了個大圈子,才說到伐晉之事,表現出她的謹小慎微,生怕冒犯苻堅的心理。作為東晉宰相的謝安,文中只有幾句看似無關宏旨,實則令人回味的話,這與他深藏不露的風度相一致,反有“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效果。統觀全文,人物對話佔了一半以上的篇幅。作者在人物語言的個性化上所下的功夫,大大增強了文章的藝術感染力。
像淝水之戰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不可能寫得事無鉅細,面面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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