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宋】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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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這些具體現象，而是大處著眼，指出決定進行變法是“受命於人主”，出於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經過朝廷的認真討論而訂立；然後再“授之於有司”，交付具體主管部門去執行。這一“受”、一“議”、一“授”，將新法從決策、制定到推行的全過程置於完全名正言順、合理合法的基礎上，“侵官”之說便不攻自破。次駁“生事”。“舉先王之政”是理論根據，“興利除弊”是根本目的。這樣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國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擾民”。再駁“徵利”。只用“為天下理財”一句已足。因為問題不在於是否徵利，而在於為誰徵利。根本出發點正確，“徵利”的責難也就站不住腳。然後駁“拒諫”。只有拒絕正確的批評，文過飾非才叫拒諫，因此，“辟邪說，難壬（佞）人”便與拒諫風馬牛不相及。最後講到“怨誹之多”，卻不再從正面反駁，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語帶過，大有對此不屑一顧的輕蔑意味，並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議論。

這一段，從回答對方的責難這個角度說，是辯解，是“守”；但由於作者抓住問題的實質，從大處高處著眼，這種辯解就絕非單純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駁斥司馬光所列舉的罪責的同時，也就反過來間接指責了對方違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為天下興利除弊的錯誤。特別是“辟邪說，難壬人”的說法，更毫不客氣地將對方置於壬人邪說代言人的難堪境地。當然，對司馬光的揭露和進攻，主要還在下面一段。

緊承上段結尾處怨誹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無畏聲言，作者對“怨誹”的來歷作了一針見血的分析。先指出：人們習慣於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憂國事、附和流俗、討好眾人為處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詩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義語；而“俗”與“眾”則是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強大的社會政治勢力。這裡揭示出他們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實質，正為下文皇帝的“欲變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據。因此接著講到“眾何為而不洶洶然”，只是說明保守勢力的反對勢在必然，卻絲毫不意味著他們的有理和有力。接下來，作者舉了盤庚遷都的歷史事例，說明反對者之多並不表明措施有錯誤，只要“度義而後動”，確認自己做得是對的，就沒有任何退縮後悔的必要。盤庚之遷，連百姓都反對，尚且未能使他改變計劃，那麼當前實行變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勢力的反對，就更無退縮之理了。這是用歷史上改革的事例說明當前所進行的變法的合理與正義性，表明自己不為怨誹之多而改變決心的堅定態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可以說是王安石的行事準則，也是歷史上一切改革家剛決精神的一種概括。

答書寫到這裡，似乎話已說盡。作者卻欲擒故縱，先讓開一步，說如果對方是責備自己在位日久，沒有能幫助皇帝幹出一番大事，施惠於民，那麼自己是知罪的。這雖非本篇正意，卻是由衷之言。緊接著又反轉過去，正面表明態度：“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蘊含著銳利的鋒芒，一語點破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實質，直刺對方要害，使其原形畢露，無言以對。

這是一篇書信體的政論。一般地說，政論以邏輯思維為手段，不易見作者個性；但這篇文章卻充分顯現出作者剛毅果決的政治改革家的鮮明個性。這既表現在作者對自己的政治主張高度自信，對保守派的思想實質看得深透，面對司馬光連篇累牘、氣勢洶洶的攻擊，從容鎮定，顯示出一種居高臨下的氣概；更表現在對事理的分析論辯，要言不煩，一兩句話便能揭示問題的實質，而且態度堅決，斬釘截鐵，不留餘地。文中有不少地方還流露出對於保守言論不屑置辯的輕蔑。像“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實際上已經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