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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若還不知止足,不自量力,豈不等於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嗎!這裡說自己“學雖勤而不繇其統”云云,顯然不是韓愈的由衷之言,實際上是反語洩憤。“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說自己動輒遭受誹謗,而同時卻名聲益彰。這就更具有諷刺意味了。這裡所謂“名”,主要是指寫作和傳授“古文”的名聲。其《五箴·知名箴》就說過,由於自己文章寫得好,又好為人師(其實是宣傳“古文”理論),因而招致怨恨。《答劉正夫書》也說:“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據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說,韓愈就是因“奮不顧流俗”,作《師說》,教後學,而遭受謗言,不得不匆匆忙忙離開長安的。至於說孟、荀不遇云云,看來是歸之於運命,藉以自慰;實際上也包含著對於古往今來此種不合理社會現象的憤慨。他看到不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實生活中,總是“賢者少,不肖者多”,而賢者總是坎(土稟)不遇,甚至無以自存,不賢者卻“比肩青紫”,“志滿氣得”。他憤慨地問:“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見《與崔群書》)這正是封建時代比較正直的知識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貴的是韓愈並未因此而同流合汙。他說:“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於時,乃與天通。”(《送窮文》)決心堅持操守,寧可窮於當時,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聲名。
《進學解》表現了封建時代正直而有才華、有抱負的知識分子的苦悶,批判了不合理的社會現象,具有典型意義,故而傳誦不絕。此外,第二段中談古文寫作一節,可供瞭解其古文理論和文學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舉取法物件止於西漢,那是因東漢以後文章駢偶成分漸多,與古文家崇尚散體的主張不合之故。所舉除儒家經典外,尚有子書《莊子》、史書《史記》以及《楚辭》和司馬相如、揚雄的賦、雜文等。這數家作品往往雄深宏偉,奇崛不凡,韓愈好尚正在於此。他曾稱屈原、孟軻、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為“古之豪傑之士”(《答崔立之書》)。這與古文運動前期某些論者片面地將“道”與文學的審美特性對立起來,以至鄙視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進學解》以問答形式抒發不遇之感,此種寫法古已有之。西漢東方朔作《答客難》,揚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後繼作者甚多。但《進學解》仍能給人以新鮮感。這與它善於出沒變化有關。如第二段先大段鋪寫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數語寫其不遇之狀,語氣強烈。其間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轉折,而全段總的氣勢是酣暢淋漓的。第三段則平和謙退,似乎火氣消盡;而細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無奈、憤懣、嘲諷種種情緒包孕其中,其文氣與第二段形成對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諧趣。如先生諄諄教誨,態度莊重,而生徒卻以嬉笑對之;先生為說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貶抑,甚至自稱盜竊陳編。這些地方見出先生實處於被動,而具有滑稽意味。總之,全文結構雖簡單,但其內在的氣勢、意趣卻多變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鮮,又與其語言的形象、新穎有關。如以“口不絕吟”“手不停披”狀先生之勤學,以“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形容其碌碌無為,以“爬羅剔抉,刮垢磨光”寫選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為具體,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機杼。至於“貪多務得”“細大不捐”“含英咀華”“佶屈聱牙”“同工異曲”“動輒得咎”“俱收並蓄”“投閒置散”等詞語,既富於獨創性,又貼切凝練,今天都已成為常用成語。又如“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等,將豐富的人生體驗提煉為短句,發人深思,有如格言。在一篇不長的文章中,此類具有獨創性的語句卻如此之多,實在使人不能不驚歎作者在文學語言方面的創造能力。此外,本文文體系沿襲揚雄《解嘲》,採用押韻的賦體,又大量使用整齊排比的句式,讀來聲韻鏗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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