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韓愈·《進學解》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文假託先生勸學、生徒質問、先生再予解答，故名《進學解》；實際上是感嘆不遇、自抒憤懣之作。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國子先生勉勵生徒的話。大意謂方今聖主賢臣，勵精圖治，注意選拔和造就人才。故諸生只須在“業”和“行”兩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錄用，無須擔憂用人部門的不明不公。“業”指學業，讀書、作文都屬於“業”。“行”指為人行事，所謂“立言”即發表重要見解也屬於“行”。韓愈認為這二者是主觀修養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遊箴》感嘆自己少年時學習的勁頭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歲大了，便不如少時了；痛心地說：“嗚呼餘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可見他始終念念不忘學業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義，認為這樣做了，便雖死猶生。還說“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須認真思考。可見《進學解》中關於“業”和“行”的教誨都不是泛泛之語，而確是韓愈所執著的立身處世之大端。第二段是生徒對上述教誨提出質問。大意謂先生的“業”、“行”均很有成就，卻遭際坎坷，則業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說先生為學非常勤勉，六經諸子無不熟讀精研，敘事之文必記其要略，論說之文必究其深義，夜以繼日，孜孜不倦；次說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瀾，大有功於儒道；再說先生博取先秦西漢諸家文字之長，寫作古文已得心應手；最後說先生敢作敢為，通曉治道，為人處事，可謂有成。這四個方面，一、三相當於“業”，二、四相當於“行”。驗之韓愈其他詩文，可知這裡生徒所說實際上是韓愈的自我評價。以學而言，他曾說自己“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奇辭奧旨，靡不通達”（《上兵部李侍郎書》），並能窮究奧妙，達於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許，欲以古文明道，傳世不朽。以扞衛儒道而言，他說道統久已不傳，即使荀子、揚雄也還有小疵，隱然以上繼孟子、振興儒學自期（見《原道》等文）。以為人行事而言，他自稱“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奸欺，不忍害傷”（《送窮文》），即堅持原則，正直不苟；又頗自負其政治才幹，青年時便說已潛究天下形勢得失，欲進之於君相（見《答崔立之書》）。這些評價，雖有的受到後人譏評，如有人批評他儒道不純，但大體說來，他在這幾方面確實都相當有成績。可是其遭遇並不順遂。下文生徒所說“跋前躓後，動輒得咎”云云，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狀。他青年時本以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經四次進士試方才及第，其後三次於吏部除錯，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鎮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歲時才被授以四門博士（其地位低於國子博士）之職。次年為監察御史，同年冬即貶為連州陽山（今屬廣東）縣令。三年後始召回長安，任國子博士。當時憲宗新即位，討平夏州、劍南藩鎮叛亂，顯示出中興氣象。可是韓愈並未能展其懷抱，卻困於讒言誹謗，次年即不得不要求離開長安，到洛陽任東都的國子博士。其後曾任河南縣令、尚書省職方員外郎之職，至元和七年四十五歲時又因事黜為國子博士。生徒所謂“三為博士，冗不見治”，即指一為四門博士、兩為國子博士而言。冗，閒散之意。博士被視為閒官。不見治，不能表現其治政之才。“頭童齒豁”，也是真實情況的寫照。韓愈早衰，三十五歲時已自嘆齒落髮白，作《進學解》時更已發禿力羸，只剩下十來個牙齒在那裡搖搖欲墜了。仕途失意和體力衰退，使他憤慨而悲哀。生徒的這一大段話，其實正是他“不平而鳴”，藉以一吐其胸中塊壘而已。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話。先以工匠、醫師為喻，說明“宰相之方”在於用人能兼收幷蓄，量才錄用。次說孟軻、荀況乃聖人之徒，尚且不遇於世；則自己被投閒置散，也沒有什麼可抱怨。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