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韓愈·《原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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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增強了說服力和可信性，因為取的是楷模，是無可非議的典範。但兩人的情況又有所不同，前者取其“仁義”，後者取其“多才與藝”，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德才並舉。古之君子去掉自身那些不如他們的缺點，努力符合他們所代表的道德行為規範，這正是責己重以周的表現。次談待人輕以約。於人“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這是對他人缺點的態度；而對他人的優點卻唯恐其做了好事而得不到應有的利益。本來，做一件好事不難，具一技之長亦是易事，可是對他人來說，能做到這些亦足稱善了，這正是待人輕以約的表現。以上是古之君子責己待人的正確態度，但對本文來說卻非正題，而是陪襯，是客體，因為要探求謗毀之源的物件是“今之君子”的態度，那才是正題和主體。所以第二段馬上轉到對“今之君子”的表現的剖析上來。

緊承上文，一個“則不然”即昭然揭示了“今之君子”的態度。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談古之君子的態度時用的是“責己”“待人”；而現在談“今之君子”卻作了一個顛倒，變成“責人”“待己”。雖是一字之差，表現卻恰好相反，同時也給論證提供了便利：只需點明其與古之君子的態度相悖即可。例如，對人的缺點，一個是“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一個是“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對人的優點，一個是“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個是“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等等。最後得出結論：今之君子責人詳、待己廉的實質是“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對自己比對普通人的要求還低，而對他人卻拿聖人的標準來衡量。當然，這種人連對己也談不上自尊，更何況他人了。行文至此，在充分擺事實、講道理之後，突然用一評論句收束，簡捷有力，而又見得跌宕有致，開合自如，誠非大手筆不能為之。

申足今之君子的表現，接下以“雖然”急轉，探究其所以如是的本原，於是引出“怠與忌”是毀謗之源這個不僅是本段也是全文的中心論點，切中要害，一語中的。“怠者不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責人詳：既論證了“怠與忌”必然產生的惡果，也給下文“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譭來”的結論作了鋪墊。兩個“嘗試語於眾”則是以其親驗來揭露當時士大夫階層中黨同伐異、嫉賢妒能的惡劣習氣。有理論概括，又有試驗說明，進而水到渠成，順理成章地得出“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譭來”這個根本結論。至此，既點明瞭題旨，又終結了論證，似乎可以立刻收住了，然而又補上“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以企望二句，順手指出它的危害不可低估，也是令人深惡痛絕的，同時也提醒“得吾說而存之”者：斯弊不除不得了。

最後一段用三句話，交待了本文的寫作目的，呼籲當權者糾正這股毀謗歪風，又語重心長，寄託了作者對國是的期望。

韓愈的議論文一般都具有結構嚴謹、說理透闢、邏輯嚴密的特點，《原毀》也不例外。文章的宗旨在於探究毀謗之根源，從古今君子之對比入手先古後今，由正到反，最後揭示根源，間架細密，環環相扣，足見作者結構佈局之匠心。《古文觀止》說它“全用重周、輕約、詳廉、怠忌八字立說。然其中只以一‘忌’字，原出毀者之情，局法亦奇。若他人作此，則不免露爪張牙，多作仇憤語矣”，所見頗是。

然而本文最突出的特點還是對比和排比修辭手法的運用。通篇以古今君子相對比，比較他們對人對己態度的不同；而在描述古或今之君子的表現時，其對人對己的不同又構成一比；最後再以“某良士”“某非良士”的一反一正的“試語”相對比，甚至把對比和一定的形象性描寫結合起來，揭露的作用更其鮮明尖銳。兩個“責於己曰”“早夜以思”等排比手法的運用，使文章往復迴環，迂曲生姿，大大增強了表達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