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韓愈·擇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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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言解

作者：【唐】韓愈

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熔可甄[1]，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矣。水發於深，而為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為患矣。言起於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

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僕[2]于波濤矣；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罹於過者亦鮮矣：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其為慎而甚於水火！

註釋：

[1]甄（zhēn真）：製陶器的轉輪，這裡指製陶。[2]僕（pu撲）：向前跌倒。

賞析：

在封建等級極嚴格的時代，知識分子的言禍時時發生；而當封建等級制條件下政治腐敗的情況嚴重時，言禍尤為酷烈。中唐之世，弊政叢生，因言而得禍者屢見不鮮。白居易因言事而貶謫江州，造成後半生不愉快。韓愈一生，兩次因言致禍，一貶陽山，一貶潮陽。劉禹錫作《口兵戒》，痛言“可以多食，勿以多言”。韓愈的《擇言解》以水火為喻，說明言之為禍，甚於水火，既通俗生動，又深刻警闢。

文章一開始，以水、火為喻，說“火洩於密”“水發於深”，只要不違其道，可以有利有濟於生物。欲言其害，先言其利。“火洩於密”是作者觀察，燃燒火焰，火苗向外奔竄，是由“密”向“疏”洩。火的用途，可燒，可烤，可熔鍊，可製陶；水的用途，可浮物，可載舟，可飲用，可灌溉。兩者的條件都是“不違於道”。文章的本體是言，言與水、火一樣，也有自己的用途，可教化，可命令，可勸告，可教訓，條件也是“不違於道”。但是，細加品味，水、火之“不違於道”和言之“不違於道”，兩個“道”的概念卻不屬於同一範疇。水火之“道”是自然規律，言之“道”是社會政治倫理。韓愈將水、火之自然規律與人言之社會政治倫理標準視同一律，說明“道”的二重性。這對我們把握韓愈思想的準確性是有幫助的。就行文而言，其利相同，其害相似，是作者構思所在。因此，火“放而不禁”，則為災；水“導而不防”，則為患；言“縱而不慎”，則為禍。至此，將火、水、言三者之利害相通，尋求了共同點，放在構思的同一平面上，為下文的火、水與言的不同點奠定了轉捩的基礎。

火為我災，有水可伏；水為我患，有土可遏。第二段開頭六句承接第一段而來。這種似承而實轉的文氣，貫串平和，如水行平地，行其所當行。至“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才風雲突變，形成一個大捩折——“能不罹於過者亦鮮矣”。言而致禍，卻無以為救，與火、水為災為患大異。這個大捩折，告訴人們一個客觀事實：言禍甚於水火之災患！令人感興味的是，說到緊要處，韓愈以“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其為慎而甚於水火”兩句結束全文，可謂戛然而止，止於不可不止。

何以為言？這還得從第一段中三句“不違於道”的“道”字說起。韓愈一生重道，他的“道”，實際上就是儒家的社會政治倫理。韓愈一貫以為，儒家的社會政治倫理是維護封建等級社會結構的黏合劑。上文的三個“道”雖分屬兩個不同的範疇，但作為客觀真理卻是一致的，故而連用。而第二段中的“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亦皆屬“不違其道”。何以至“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而不能以“不違其道”的方式解禍呢？蓋中唐弊政多端，上下其亂，社會政治倫理大壞，其道不行，其道不存，諱忌繁多，言禍時見，故避而不用，反而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搪塞。此“知理者”實際上是媚眾隨俗、屈從腐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