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前出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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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警醒，從而正視眼前的危機。這樣，修明內政才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那麼，情況是否一團烏糟呢？也不然。文章在“然”字下筆鋒一轉，列舉“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說明文臣武將都還追念先帝的恩遇，忠心耿耿地為國效力，上下協同，人心可用，這是蜀國當前擁有的最大的資本，也是修明內政的可行性所在。有了必要，又有了可能，改良政事勢在必行；而根據蜀國物力貧乏、士氣有餘的特點，這一努力自宜著眼於進一步調動人的積極性，所以文章接下來用正反對舉的形式提出勸諫時，便把注意力放到“恢宏志士之氣”、開通“忠諫之路”上面來，是完全順理成章的。開首這一節話語不多，而能從大形勢的分析導引出修明內政的要求，真有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氣概。

至於修明內政的具體措施，作者也說得很實在。一是內廷（宮中）與外廷（府中）須一視同仁，不能刑賞偏私、內外異法。史稱劉禪嬖暱小人，聽用宦官，可見諸葛亮的這一勸諫並非無的放矢。二是推舉郭攸之、費禕、董允等賢臣主持朝中政事，又薦任將軍向寵掌管衛戍營隊，後方的軍、政大權交付在可靠的人手裡，國事就不致發生紊亂。三是以先前漢的興隆與後來漢的傾敗為鑑戒，規勸後主要“親賢臣，遠小人”，信用眼下任職的一批貞良死節之士，才有可能實現興復漢室、一統天下的大計。幾點建議都很具體著實，可以施行，而且圍繞著一箇中心，便是“親賢臣，遠小人”，不僅體現了諸葛亮關於修明內政、恢宏士氣的主張，亦且切中後主劉禪自身的弱點，有鮮明的針對性和切實的指導性。這些都顯示了文章議事落到實處而產生的巨大邏輯力量，確實當得起蘇軾所謂“開物成務”、“綜練名實”的讚譽。

把道理說透，是一篇議論文的基本要求，但光能以理喻人，不能以情動人，仍不算上乘文字。諸葛亮早歲得到劉備知遇，後又受命託孤，輔佐劉禪，他同蜀漢兩代君主之間的情誼非比一般，因而在遠行告別時的進言中，自然飽和著感情色彩，讀來特別感人。

文章的感情因素，較多地集中在後半部分，即作者述志之中。自“臣本布衣”以下，諸葛亮對個人一生的行事，作了簡略的回顧。三顧茅廬，臨危受命，突出劉備對自己的殊識；而平定南方，北伐中原，則表明自己對蜀漢政權的盡忠。這些情事的敘述，由於一一發自肺腑，儘管只是平平實實道來，自有一種動人心絃的力量。而反思創業之艱難，繼成之不易，重提興復之大業，君臣之職分，除了表白自己竭誠圖報的心意外，同時也起著激勵後主為光大先帝遺業而勤心國事的作用。本文這種披肝瀝膽、痛切陳情的作風，很容易使人聯想起屈原所寫的《離騷》，儘管它們在表現形式上差別懸殊。清人丘維屏以“明白剴切中百轉千回，盡去《離騷》幽隱詭幻之跡而得其情”來評說本文，是切中肯綮的。

當然，感情的表露並不侷限於文章的後半。如一開頭兩句“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就有“百感交集”之慨。全文凡十三處提到“先帝”，時時不忘先帝的遺業、遺德、遺言、遺詔，足見情深志篤。而反覆使用“宜”、“不宜”、“誠宜”字樣，亦顯示出叮嚀周至、不厭其煩的心意。清浦起龍說：“伊尹頻稱先王，武鄉頻引先帝，其聖賢氣象兼骨肉恩情，似老家人出外，丁寧幼主人，言言聲淚兼併。”（《古文眉詮》卷三十七）確能捕捉住文章的神氣。

說理與陳情的完美結合，理周而又情切，便產生了本文在表情達意上的能盡、能暢的功能，形成質樸無華、明白透徹的語言風格。《文心雕龍·章表》篇在列舉章表這類文體的典範作品時，曾以“志盡文暢”四個字來形容本文的特點，並以之與孔融《薦禰衡表》的“氣揚采飛”相對照，認為它們“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可見在章表這類文體中，《出師表》屬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