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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郎中令,在朝廷很有聲望。他為人坦率,剛直無私,秉性傲岸,好“揭人陰私”,故招來許多人的怨恨和嫉妒。後遭皇帝近臣太僕戴長樂誣告,而被貶為庶人。楊惲自然心懷不滿,閒居後便治產業,造宅室,引起朝臣非議。友人安定郡太守孫會宗為此心感不安,便寫信告誡他,認為大臣廢退,當閉門惶恐,做出一種可憐樣,而不應該治產業,通賓客。於是,楊惲便針對此信寫了這篇流傳千古的《報孫會宗書》,同時也因此信而觸怒皇帝被腰斬長安,就連妻子兒女也被流配酒泉郡。楊惲因一封信而遭此殺身之禍,的確令人可悲可嘆。清人吳楚材言:“宣帝處惲,不以戴長樂所告事,而以報會宗一書,異哉帝之失刑也。”(《古文觀止》)可見這封信之非同一般了。
楊惲在這封書信的開首即言明致書孫會宗的緣由。信中他稱自己“材朽行穢”,因“遭遇時變,以獲爵位”,而“終非其任,卒與禍會”的不幸遭際。值此困頓之時,友人孫會宗不遠千里“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他自然是感激萬分了,但令他深為遺憾的則是孫會宗並不理解他,而是“猥隨俗之譭譽”。失望、憤慨之餘,他只好依孔氏“各言爾志”之義而“略陳其愚”了。
信中他陳述自己沐浴皇恩,“總領從官,與聞政事”,但卻不能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已負竊位素飡之責久矣”。“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於是只好退而以小人自況,“身率妻子,勠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又因此而遭世人譏議,這令他深感不解和憤懣。他認為自己的行為合乎天理人情,“聖人弗禁”,因此他才有“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奮袖低昂,頓足起舞”的“淫荒無度”之舉了。並且還要行“賈豎之事”,“逐什一之利”。他以“君子”“小人”,“卿大夫”“庶人”的志尚不同替自己辯解:“道不同不相為謀”,你孫會宗怎麼能用“君子”、“卿大夫”的標準來要求我這個“小人”“庶人”呢?接著他以“習俗移人”之說,給孫會宗以有力回擊:你從“西河魏土”這樣人傑地靈的地方調到“子弟貪鄙”的“昆夷舊壤”,你的志尚便也不言自明瞭。其尖刻、辛辣之氣,憤慨之情,借給孫會宗的信完全表達了出來。
通讀這篇不足七百字的書信,一股沉重、幽怨、憤激的情緒深深地攫住了人的心靈,一個有血有肉,敢於蔑視皇權,不顧封建禮法和世俗相抗爭者的傲岸不羈的形象躍然紙上。
身為丞相之子、官居顯要的楊惲,秉性剛直,敢想敢言,年輕時即以材能稱,好結交英俊,名顯朝廷。他在職期間任用賢能,崇法尚令,革除積弊。據《漢書》本傳載:“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正因為他的這一番作為得罪了朝中的權貴佞幸,於是就有人給他製造流言蜚語,最終被皇帝黜免。如果換了別人,也許只能“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安分守己,徒喚奈何而了此一生了。但心懷不滿的楊惲卻沒有走這條世俗為廢退臣子所規定的結局。相反,他利用尚有餘祿,“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以“小人”“下流之人”自居。卿大夫化民為求仁義,他卻甘為庶人,追逐物利。表面看,這是楊惲的“墮落”,實則是他對皇權、對不公正命運的反抗,只不過他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而是曲折地宣洩罷了。形式上的荒淫無度,飲酒作樂,追逐錢財的小人之行為,實質上是一個志存高遠、“輕財仗義”之士的更為深層的內心痛苦,更是他敢於反抗、傲岸不羈的性格的表現。如果說他的這些言行已經招致朝廷不滿的話,那麼他所吟唱的那首秦曲則更為統治者所不能容忍了:“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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