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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分佈排列。[73]如律令:按法令執行。漢代詔書或檄文結尾多用此語。
賞析:
《三國志·王粲傳》載:“(陳)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險些給陳琳帶來殺身之禍的移書,就是這篇《為袁紹檄豫州》;而使陳琳顯露才華,獲得曹操賞識的檄文,也是這篇《為袁紹檄豫州》。
建安四年(199),袁紹統領十餘萬大軍攻漢獻帝的都城許(今河南許昌),起兵時讓陳琳起草這篇檄文曉諭當時任左將軍豫州刺史的劉備,希望他反曹,與己聯合。
檄文一開頭就氣宇不凡,陳琳沒有就事論事,而是先立本文的總綱,即“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在國家危難之時,要採取權變的方法,一切都不能循規蹈矩,墨守成規是成就不了大事業的。當時曹操已據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有利形勢,所以陳琳就將袁紹這次征討稱為挽救危難、粉碎篡逆的非常之舉,以此作為號召。
為了使這一總綱有根有據,有說服力,有號召力,陳琳引用了歷史上一反一正兩件歷史事實。一是趙高挾持秦二世,“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於釀成了二世被迫自殺的望夷宮事件,並導致秦朝的覆亡。這是一個慘痛的歷史教訓。二是呂后末年,呂產、呂祿等專權,漢代幾至易姓,但在周勃、劉章等人“興兵奮怒”的努力下,終於誅諸呂,立文帝,安定了漢室。這是一個成功的例證,“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希望劉備來效法。選取這一歷史事例,可以說十分貼切地聯絡著當時的現實:周勃誅諸呂時身為太尉,而袁紹當時“為太尉轉為大將軍”,相當周勃的地位。朱虛侯劉章是漢代的宗室,而劉備正好也是漢宗室。陳琳正是透過這一歷史事件希望袁紹、劉備攜手,重演滅賊扶漢這幕劇。
檄文的第一段以趙高、諸呂影射曹操,提出中心論點;從第二段開始,則展開對曹操的實質性揭露和公開聲討。《文心雕龍·檄移》談到檄移這種文體時說:“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奸宄之膽,訂信慎之心”。要求將敵人的惡貫滿盈進行徹底的揭露,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使他陷於孤立,聞風喪膽。陳琳抓住對曹操的揭露和聲討這一重點,由曹操的出身、參加討董卓義軍、作兗州刺史、擅權朝綱等重要時期從縱的方面進行揭露,顯示他“承資跋扈,肆行兇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是一貫的;而且,隨著權力的增強,地位的提高,為害亦越演越烈,竟至“擅收立殺,不俟報聞”,發掘梁孝王的陵墓,懷有不臣之心;又“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凡所言都有事實為據,十分有說服力,將曹操名為漢相實為漢賊的面目揭露無餘。在揭露曹操殘暴、不忠的同時,也揭露他的不義。檄文歷敘袁紹和曹操的關係:曹操是由袁紹提攜起來的,在以後的多次戰爭中,每當曹操遭遇危險,莫不由於袁紹的救助,才得以轉危為安,恢復實力,袁紹是曹操的大恩人。但曹操不僅知恩不報,反而恩將仇報,當袁紹代表朝廷征討公孫瓚時,曹操竟暗中與公孫瓚相勾結,企圖危害袁紹,削弱漢室。透過對曹操不忠、不義、不道的深刻揭露,袁紹此舉為君、為國、為民的正義性就顯示出來了,這正是檄文所要達到的客觀效果。
《文心雕龍·檄移》評論本文“抗辭書釁,皦然露骨”,就是指對曹操的無情揭露,但同時又批評本文所稱“奸閹攜養,章密太甚;發丘摸金,誣過其虐”,認為陳琳對曹操父祖的揭露有點多餘,說曹操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專門從事挖墓掘墳是誇大不實之詞。那麼,檄文中該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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