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論貴粟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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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疏分為兩部分：“守邊備塞”部分編入晁錯本傳，“勸農力本”部分載入《漢書·食貨志》，後人將《食貨志》中的這一部分抽出，加上《論貴粟疏》的題目。儘管一疏二分，割裂了晁錯的整體見解，但仍可見“貴粟”與“守邊”的必然聯絡，仍可見他對現實政治、經濟、軍事問題的真知灼見。

作為奏疏，既要充分陳述政見，又要考慮在指摘時弊同時不要冒犯皇帝，使皇帝能採納意見。晁錯從尊古意識出發，以古代的聖王業績比照現實，正面提出重農貴粟之道。他指出，“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而“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原因何在呢？除“地有遺利”未盡其用外，更在於“民有餘力”，“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晁錯就“民貧，則奸邪生”作了邏輯嚴密的深入發掘，論述了不重農就不能保民的道理，從重農出發，正面提出“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的政策、方針。

在將歷史與現實相對照，得出“貴粟”的結論，並闡述保民之理，正面提出重農的政策後，晁錯又具體分析了“趨利”是民不歸農的原因。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晁錯的所見所論並不是我國固有的重農思想的泛泛之談，而是具有極強的針對性。據載，農業發展使糧價大跌，文帝初年每石粟“至十餘錢”（《史記·律書》），商人競相囤積居奇；與此同時，賤五穀而貴金玉成為時尚，危及“以食為天”的根本。漢高祖奉行“重租稅以困辱”商人（《史記·平準書》）的政策，而現今的社會卻是：“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晁錯認為，由於商業發展帶來了本末倒置的新問題，欲使國富法立，“方今之世，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並用“剝筍法”層層深入地指出：“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在抓住了“貴粟”的關鍵後，他又提出了入粟於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具體措施。在晁錯看來，這是“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的好事：商人以囤積之粟輸之國而受“出於口而亡窮”之爵，致使國庫充足，粟賤傷農的情況可得以緩和，貧民的賦稅亦可減少。由於“貴粟”的刺激，又必然使農民樂於耕種，以入粟於邊使塞下足糧，這樣，就能鞏固國防，有效阻止匈奴南侵。

總之，貴粟使民務農，入粟以抑商固本，這對緩和階級矛盾、改善農民處境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同時，入粟於邊則可解決邊防戍卒的糧食供給及運輸耗費問題。由於“貴粟”與政治、經濟、邊防等國計民生大事相關，此疏得到漢文帝的重視，並採納了以粟買爵的建議。《論貴粟疏》對於解決當時的糧食問題，促進農業生產發展，鞏固政權，並造就著名的“文景之治”，確實起過較大的作用。

晁錯上疏的目的雖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但仍然難掩其關懷農民疾苦的真誠態度。他真實描繪了農民所受的徭役、耕種之苦，水旱、暴政之虐，以及賣田宅、鬻子孫償債的慘狀，並以商賈不事耕織，卻獲利豐厚、衣錦食肉、乘堅策肥、權傾官吏的情況相對照。即使他以維護封建王朝的利益為根本，但這種正視現實的精神和關懷民瘼的態度，也不能不是作者改革政治的重要動因。

當然，由於時代和階級的侷限，作者以“貴粟”為核心的一整套辦法，終究難以成為一蹴而就，使國家、商人、農民三方得益的“永動機”。“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的一舉三得無法均衡實現，粟渫塞下不難，富人有爵甚易，但農民有錢只能是空話。如果說“入粟拜爵”是為了實現充實國庫的目的，那麼實施這一辦法的結果非但未能抑制商人，反而導致了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這也是晁錯所始料未及的。以“貴粟”勸農力本、加強邊備這兩大目標可暫時達到，階級矛盾可得緩和，卻無法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