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尚書·無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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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於社稷，故作《無逸》以示警戒。但問題在於，成王與周公關係甚為微妙，周公輔成王固然被後世奉為楷模，不過“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史記·魯周公世家》）云云，暗示了二人並非沒有嫌猜；周公的臨終表白“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引同上），更加強了上述暗示。老於政事的周公對已存嫌猜的成王率爾面命，當無可能。再就上下文而言，首句表示無條件的不可逸，緊接著便是“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有條件的可逸了，邏輯、文理立即陷入混亂。難怪會有“缺文”、“衍字”種種以求圓通的解釋，但大都仍為鄭注所拘，難以圓通。清人牟庭《同文尚書·無逸之訓》則說：“此經言有位君子處處樂耳，豈有一處不逸豫者乎？無有也。”庶幾近是。牟說跳出鄭注窠臼，實為一大發明，由之而得啟發，首句當是問句：“君子所，其無逸？”意即：“君子在位，怎麼會沒有安逸？”如此開頭，在周公不失溫柔敦厚，於成王感情上容易接受。

逸，條件是在位，就君王而言是“享國”。本文圍繞在位、“享國”作一系列對比闡述，用意十分明顯，即告誡成王時刻不忘自己身為君子（廣義的）、君王（特有的），要牢記身份，努力保持已有的地位，提防與小人同流合汙，避免向失去王位的不利方向轉化。要想不失去逸豫，必須做到這些。

周公在《無逸》中連用了五個對比：君子與小人、殷代賢王與昏君、周朝賢王與對“繼自今嗣王”的告誡、對民的保惠、對小人的謹慎與否。在對比闡述中，周公的農本、重民、無淫於逸的思想貫串始終。

“土地，本也；人民，幹也。”（《逸周書·武紀解》）土地是要人耕種的，農業生產需要勞動力，農本與重民緊密聯絡，不可分割。同樣求“逸”，君子“先知稼穡之艱難”，小人“不知稼穡之艱難”，是否“知稼穡之艱難”被視為區別賢愚高下的準繩，強調農本十分清楚。而“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對小人的怨恨取寬容、反躬自責的態度，則是重民思想的體現。周朝重視庶民，是區別於殷代的一個特點。王國維曾經論及：“《尚書》言治之意者，則惟言庶民。《康誥》以下九篇（包括《無逸》），周之經綸天下之道胥在焉。”（《殷周制度論》）

告誡成王無淫於逸，周公用賢王與昏君對比，殷鑑不遠，運用自如。敵對王朝的賢主，予以稱讚，以示大度；其昏君，予以譴責，何樂不為？本朝賢王，讚譽不難，惟自後稷開國，歷年久遠，其間未必無昏庸之主，故均隱而不述，只是以一整節篇幅強調對“今嗣王”的要求，巧妙完成對比。享國的年限，以殷中宗“七十有五年”為最長，文中則強調周文王中年繼位，尚能享國“五十年”，以示不甘居下風。享國的久暫，作為衡量賢愚的標準提了出來，而享國長久的賢君，都是知稼穡、體貼民情、不淫於逸的，論證的嚴密性亦從中得到體現。重農，重民，不淫於逸，方能享國長久；享國長久，方能久享逸豫。首句的反問，從字面上看，是肯定君子享樂的當然性、合理性，一系列對比闡述，則是說明求得久享逸樂的正確途徑。其中，無淫於逸，方能有久逸，頗有辯證意味。

文中反覆運用正反兩面對比，將應當如何、不應當如何，如此便有這般益處、如彼將有何等禍害，闡述得十分透徹，這一顯著特點，論者一般不會遺漏。但由於拘泥於鄭注，又大都將首句釋為全文總綱，以為周公通篇告誡成王不要求逸，似乎一旦身為君王，便終生與逸無緣，實在有悖情理。“君子所，其無逸”一句，並非全文總綱，而是一個有啟發性的引子。這個反問句的作用不在於告誡成王絕對不可逸，而是說明君王無不可逸之理，同時又暗藏伏筆：君王應該享受逸樂，然而有些君王卻福祚短暫，甚至禍及其身，也是不容抹煞的史實。這便啟示成王考慮如何才能做到享國久遠